从曾侯乙编钟铜人看古代举重体育文化

宁宁

黄 敬 刚
举重自古以来就是展现人类力与美的一种重要运动形式。战国秦汉以降的许多文物资料生动地反映出中华先民崇尚举重竞技的体育精神，如举鼎、举钟、举牛、举石、举木等。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举重竞技形式，不断发展升华为中华古代体育文化的一朵奇葩。曾侯乙编钟举重铜人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举重形象资料，堪称中华古代体育文化的瑰宝。
举重是人类体育项目中一种力量型的运动形式。战国秦汉以降的许多文物资料都生动地再现了包括举鼎、举钟、举人、举牛、举石、举木等在内的举重竞技，其中尤以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铜人最引人注目。曾侯乙编钟，被誉为国之重器，虽然研究者对编钟已从多角度进行过探讨，但笔者在对曾侯乙编钟的整体造型进行研究时，发现编钟架以举重铜人为柱的表现形式非常奇特，应与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密切相关，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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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曾侯乙编钟看铜人与钟虡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比武以举重为首选，是体育文明的一种表现。它明显优于西方的剑术、拳击，因为举重既易分出高下，又不会伤害对手。
时代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有钟架一副，由铜人立柱和木质横梁等构件组成，为曲尺形立架，共分三层：上层由四根铜柱分别支撑，置于中层横梁之上；中层有三个铜人和一个铜圆柱分别置于下层横梁之上，位置与下层立柱及铜圆柱相对应，其上亦顶托着呈曲尺相交的长、短两根木质横梁，横梁两端亦各套青铜套；下层由三个带座佩剑铜人顶托着曲尺相交的长、短木质横梁两根，长梁中部另加一铜圆柱支撑，铜人柱下各有带四个铜环的铜圆垫圈一个。钟架出土时，绝大多数钟仍然悬挂其上，十分稳固，经X光探测得知，所有铜人均中空。
曾侯乙墓出土的全套编钟与整幅钟架结构巧妙，计算精确，铜人托举编钟与横梁，顶天立地，稳如磐石，分明是力大无穷的武士。铜人力举重达2500公斤的大型编钟及钟架，面部神情坚毅，腰际佩剑，双臂上举，整个造型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
曾侯乙编钟托举钟架的铜人，文献又作钟虡。《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虡金人十二，各重千斤，置廷宫中。”西汉时，钟虡金人移置建安、未央、长乐诸宫中。《汉书·郊祀志》下云：“（汉宣帝）甘露元年夏，黄龙见新丰，建安、未央、长乐宫钟虡铜人生毛一寸所，时以为美祥。”《汉书》所谓“铜人”，即前引《史记》之“金人”。颜师古注：“虡，神兽名也。”颜氏此说一出，人们多将钟虡与铜（金）人对立起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以为“钟虡与铜人为二事”。今人曾宪通先生通过对曾侯乙编钟及其悬挂形式的考察，认为《史记》、《汉书》之所谓“钟虡金人”或“钟虡铜人”，实为一事而非二事。其理由是：此事在其他古籍中只单举“铜虡”或“铜（金）人”，而不将“铜虡”与“铜（金）人”并举，如《汉书·贾邹枚路传》“悬石铸钟虡”、《三辅黄图》“秦始皇收天下兵，销以为钟虡”，都是以钟虡代铜（金）人；而贾谊《过秦论》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三辅故事》亦云“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则以金人或铜人代钟虡。由此足证铜虡即铜（金）人。
曾侯乙编钟铜人双手向上作擎举状，与《金文编》附录006的族氏文字显然是同一形象，于省吾先生考定这类族氏文字就是后世的“举”字（《释虡》，《考古》1979年第4期）。《释名》云：“虡，举也，在旁举筍（横梁）也。”曾宪通先生进而认为，作为钟虡的实物，原本当象人正立两手向上举筍之形，义为擎举。而钟虡的“虡”字，很可能就是从此取像的（《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考诸实物，此说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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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崇尚臂力看先秦时期的举重竞技
夏商周三代，以武立国，尚武之风盛行朝野，不用说武将，就连国王也恃武仗力，且尤重臂力。《史记·律书》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史记·殷本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夏桀、武乙、纣王这类暴君尚且臂力过人，何况明君良将乎？中国古代，选用军事首领，首重武功，尤重臂力，如此人才率领军队，方能以武威服众。
春秋战国时期，风云际会，群雄逐鹿，尚武崇力之风愈演愈烈，有识之士莫不将武力与智力并重。春秋晚期的教育家孔子，出身于武术世家，其父叔梁纥为鲁国武士。《左传·襄公十年》载，晋、曹、鲁等诸侯联军攻偪阳，偪阳守军开城门却暗置悬门，诱攻城者部分入城后放下悬门，企图围而歼之。关键时刻，叔梁纥力挺双臂举起上千斤重的悬门，救出了众武士，足见其臂力过人。《列子》卷八云：“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吕氏春秋·慎大》也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这表明孔子不仅智慧超群，臂力也足以服众。因此，孔子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的思想，可视为先秦武术文化的常态与精髓。
曾侯乙编钟以铸造精良、生动逼真的青铜武士，托举巨型编钟和横梁，体现了墓主人曾侯乙的追求：曾侯乙编钟中、下两层六个铜人头戴圆帽，身着彩绘长袍，腰际系带佩剑，两手平托上举，嘴唇紧闭，两眼平视前方，气定神闲，好一副顶天立地、气宇轩昂的英雄气概。65具编钟排列有序，上下悬挂，金光闪闪的编钟铭文，如同展现在眼前的一部战书，再聆听编钟演奏时的旋宫转调，犹如战马奔腾。这般奇景非天造地设，而是作为音乐家、艺术家、铸造家、军事家、思想家曾侯乙尚武崇力的杰作。
曾侯乙编钟立架上塑造出的铜人举重形象，突出了举重竞技的地位，是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出曾国社会功能的多样化。类似阵战的军事体育，运用于武术表演一类竞技性、娱乐性场合，突破了仅在战场上施展武艺的狭隘功能。曾侯乙把这种武术文化艺术化，正如用编钟演奏音乐一样，用艺术的形式，巧妙地将曾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尚武思想传达出来，6个青铜武士安放分踞编钟东、西、北三个方位，象征着严密镇守各个不同的方向，从而充分运用人体美、音乐美、艺术美等多功能的表现形式，凸现出这个时期的举重体育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以相互搏斗决定胜负的事例屡见不鲜。如《谷梁传·僖公元年》载：“鲁公子季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公子季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二人于是“屏左右而相搏”。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脑。”《史记·李斯列传》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无论是“搏”，还是“角抵”，主要都是靠的臂力，而臂力又是举重的关键，由此形成了比试臂力的体育活动，而举石、举木、举鼎、举门就成为较早的举重形式，举钟则是这一形式的艺术表现。
《史记·秦本纪》：“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秦武王举鼎折断胫骨而死，载于文献，千古留名。《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真正在实物中见到举重的实例，仅见曾侯乙编钟架的铜人武士，所以它是中国体育文化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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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铜人佩剑看武士装束
铜人佩剑，于史有证。《楚辞·涉江》载：“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古代举行大型会盟时，也辅以比剑、举鼎、射箭、剑舞、投石等活动，以显武威。佩剑既是尚武的表现，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还是春秋战国以至汉代的一种装饰习俗。曾侯乙编钟举重铜人，均于腰左佩一剑。曾侯乙墓西室2号棺随葬品有一件彩漆鸳鸯盒，其腹部一面有头戴禽首面具，边跳边舞的撞击编钟形态；一面有戴冠帽，腰佩长剑的武士，手舞足蹈，另有一人击鼓的图画。细看齐头无锋的佩剑，与编钟架铜人齐头无锋的佩剑一样。作为宫廷君主身边娱乐演奏的武士，可能不准佩带有长锋快刃的利剑，否则，难免会演出“荆轲刺秦王”的一幕。曾侯乙墓众多兵器中，唯剑器少见，棺画中的守卫君主的武士，以双戈长戟为兵，以别君主贴身的武舞之士。
《庄子·说剑》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侠而门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在当时，武士佩剑是非常讲究的，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剑在左，青龙象也。”而官员佩剑，则不分文武。《汉书·雋不疑传》记载了这样一件官吏相见的场景：“（暴）胜之素闻不疑贤，至勃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n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门下欲使解剑，不疑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吏白胜之。胜之开合延请，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躧履起迎。”可见，剑是身份的象征，为了尊严宁可不见达官也不解佩剑。
虽说山西长治汾水岭出土的佩剑青铜武士与曾侯乙编钟铜人风格十分相近，但将佩剑与举重结合起来予以表现仍是以后者为先，且极具周、曾、楚文化兼融的特色。曾侯乙编钟铜人表现的佩剑举重形象，再现了“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的强国雄风。曾侯乙编钟构造有极高的文化思想内涵，全套编钟的构想、设计、铸造过程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文化艺术修养，它折射出曾国在汉阳诸姬中鹤立鸡群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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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曾侯乙墓漆画看先秦的军事体育
地下出土文物无声地讲述千古历史，曾侯乙主棺高大宏伟，长3.2、宽2.1、高2.19米，以铜框架嵌木板，髹漆并彩绘而成。内棺长2.5、头宽1.27、足宽1.25、高1.32米，棺身四周描绘着十分精细的龙、蛇、鸟、兽动物图案和人物图画，色彩斑斓，鲜艳夺目。
内棺中部第二方格位于格子门左边，绘守卫武士6个，分上、下排，均右手执双戈戟。最左（北）边的上、下两个形象相同：人首、人面、头上两尖角，两耳肥硕，躯体着鳞甲纹，有手足及翼等五对，大尾一条，从躯体看似龟非龟，似兽非兽。上方两个作兽首人面，躯体亦作兽形，均像跨在云端之上。下方两个基本作人形，头顶有角，角作鸟首形，硕耳、长髯。
内棺中部第四方格，位于格子门右（南）边，绘守卫武士四个，亦分上下两排，与门左（北）边右（南）边所绘四个武士基本相似，只是全为手执双戈戟，下层亦有武士（图二）。右侧棺身壁板的图案亦有守门武士。内棺共绘895只动物。有人面神4个，神兽武士20个。
这些棺画表现的内容，有神话传说，也有现实生活中的情景，那身着鸟兽服装，手持戈戟的威武之士下肢微蹲，作举重状，应是举重体育文化的生动反映。
中国最早无神论者、著名哲学家随（曾）国贤臣季梁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棺体所绘龙、凤、鸟、兽为梦幻之物，它们成为手持双戈、矛戟的武士的装饰，应是季梁重人轻神思想的艺术表现。
棺画中武士手持的双戈长戟勾杀兵器，见于《周礼?夏官?司兵》，其书曰：“掌五兵五盾。”郑玄注：“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曾侯乙墓出土兵器自铭为“曾侯 之用殳。”包括殳在内的上述兵器均在曾侯乙墓出土，与棺画中的武士所持戈戟吻合。
《诗经·秦风》：“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祭祖祀神，必有巫觋歌舞。歌舞有武舞与文舞之别，二者舞者手持舞具和伴乐的节奏不同。文武手持羽、旄、帗、彩缯而舞；武舞则多执朱干（盾）、玉戚（大斧）和剑、戟兵器而舞。武舞时乐器伴奏如雷鸣之声，编钟则会旋宫转调，激越奔放，上述鸳鸯盒所绘击鼓者所跳为武舞；撞编钟者所跳为文舞，乐节多为舒缓悠扬。商汤有称为“大舞”的武舞，周王伐纣有“大武舞”，都是军事武艺与乐舞的结合。
《礼记·檀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诗经·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礼·夏官?司戈盾》注：“殳如杖，长寻有四尺。”即一丈多长，其上多棱，是杀伤力很强的兵器。
《礼记·射义》：“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周朝有四大射礼，即大射、宾射、燕射、乡射。
手持干戚武舞，拉弓竞射，举重，手搏等，形成武术功能多样化发展，展示了古代体育文化的风貌。儒家孔子举国门之关；墨家墨翟被誉为大“侠”，道家老聃提倡导引之术，兵家以兵书为论。曾侯乙把气势恢宏的编钟架交给铜人托举，何其壮哉！
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都主张以武立国，以德服众，将健身强体的体育理念渗透于军事、教育之中，数以千年而辉光不逝。曾侯乙编钟架上的举重铜人，棺画中的持戈武士，鸳鸯盒上武舞图，衣箱盒上的射鸟画，都是研究先秦体育文化不可多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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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曾侯乙编钟铜人看中国古代举重艺术作品
（一）青铜器
1、人骑骆驼铜灯。
1965年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驼峰间坐一人，双脚后屈夹于驼身，上身挺直，双手肘伸擎捧一圆形灯座，座上插长柄灯盘，器通高19.2厘米。
2、挽髺人擎灯。
1986年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铜人头挽右髻，右手执握圆形灯柱，柱上端有花瓣状柱座，座上灯盘中有锥状灯针，器通高16.3厘米。
3、漆绘青铜人形举重灯。
1975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战国墓中出土，漆绘青铜人双膝下跪，双手向前合拢，平托一件灯架，器通高48.9厘米。（图四）
4、鎏银力士骑兽、单手托举博山炉。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盘中一人单手托举博山炉。（图五）
5、 “兵辟太岁”铜戚
1960年荆门战国墓中出土，铜戚上铭文原释为“大武辟兵”，后多释为“兵辟太岁”。铜戚正反两面铸有相同的图案：一人双耳珥蛇，左手操一龙，右手操一双头怪兽；左足踏月，右足蹬日，胯下乘一飞龙。铜戚全长22厘米，应为武舞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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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崖画
自然界中人是最活跃的，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创造出悠久灿烂的文化遗产留于后世。
云南沧源崖画中，有双手举人、托木的举重画面，这与曾侯乙编钟举重铜人的表现的举重体育文化相互印证。云南沧源崖画是古代西南民族以天然颜料绘于崖壁或洞穴中的画。“画人物、动物，不注意掌握身体各部分的比例，有时强调特征，还采取夸张手法，故意将某一部位突出地表现出来。”及“大多数人物、动物图形，不表现身体的天然的曲线。”如人的四肢简单地绘一直线，人体画成简单的倒三角形。其中：“有一部分图形，人物、动物的肢部和躯干的曲线，都能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研究者认为：它是现实主义的，即使画神话人物，也都以现实生活中人物、动物为“模特儿”。
第一地点2区左端零散图形，“其下三人，一人头亦有双线条，一手叉腰；一人双臂平伸，手持武器；一人从腿的姿态看，正向左方行进，双臂高举，适与上述两人之足相连。”
笔者认为，三人组其下双手平伸，双腿分开微屈，应是一个大力士，二人在他们手臂上表演，一人为武舞，刹刀；一人为文舞，作跳舞者状（见图七）。第一地点2区，都是画出人物活动场面，其中有人举人的图画有5个。与之相随的大型场面，有持盾、刀、射箭、跳舞，是祭祖或庆祝战争胜利的景况，体现古代人们现实生活缩写。
图一二，第一地点4区（上）“另二人，作叠立之状，均模糊”。
图二一，第二地点1区，“村落之上可见房屋一座，或表示田房之类。旁有两人，再上有道路一条，上面有四人，均作扬臂向左行进状。其后又有若干人物。”
下部一组人中间，有一个大力士双手举托二根大横木，身体肥大，显得十分有劲，其周围都是人物活动场面。（图六）
图二八，第四地点1区，上有一人臂上站一人。
其下有一壮实大汉头上站一人。（图七）
图一O四，杂技图（1，第一地点5区），“顶竿者两组四人，叠立者两组四人，舞流星者一组两人，倚中在一起，生动地表现出表演杂技的情景。”
沧源崖画人物举重图和村落图，都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写真，一方面是炫耀己方勇敢，承传后代。另一方面是原始民族信仰神话，祭祀大自然的神力，保护一方安宁，避免灾祸。以人为本，强身健体，这是土著民族体育娱乐方式。这些崖画的年代“应晚于云南青铜流行的年代”，与曾侯乙编钟铜人举重年代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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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帛画、壁画和石雕
1、人托祭台帛画。
出土于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轪侯家属墓，时代为西汉。在编号1号墓的内棺盖上，保存一幅较为完整的T字形帛画（图八）⑿，画面分成两部分，天与地（横为天，直为天）；即天上、人间、地下。在祭台的下面，有一个赤身举重巨人，身体肥胖，四肢健壮，立为马步，用双手托举祭台，精神轩昂。在这幅帛画众多人物构划中，则以人物举重为中心点，突出人的顶天立地作用，此意境与曾侯乙编钟铜人力举编钟异曲同工。
2、托举力士石雕。
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万佛洞西壁，有一处高47厘米的举重雕像。时代为唐代。
3、举象、举钟壁画。
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第61窟壁画中，二人举象，二人举钟。时代为五代时期⒀。
结 语
举重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项目，数千年前已在我国广泛开展。战国时代，举重运动盛极一时，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除前文所举诸人外，还有众多无名大力士，如商鞅曾在京城竖起重木征求力士，中者赏以百金，这就是宋人王安石盛赞的“一言为重百金轻”。汉代，朝廷设有“鼎官”，负责扛鼎事宜，胜者封为“武力鼎士”。唐代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马枪翘关负重之选。翘关即城门栓，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唐选举制》）。唐朝的博通，臂力过人，双手各举一床，床上放满盛酒的碗，从石阶上下，碗中酒丝纹不动。元代，“举石”成为武举的考试科目。直到清末，举重仍被列为武举考试的正式科目，只不过由元代的举石变成“舞刀”而已。近代以来，杠铃传入我国，传统的举重器械才被取代。回首我国古代举重运动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曾侯乙编钟铜人刮目相看。曾侯乙编钟铜人在中国举重竞技乃至体育文化史上，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