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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过年,最让人怀念的莫过于儿时的春节,尽管过得很穷。
母亲常说:年好过,月难过。我当时并不明白话中的意思,但过年于我,是最开心的时光。
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做梦,突然听到外面猪的“昂-----昂——”不情愿的叫声,我知道,杀猪了!猛地弹跳起来,披上棉袄,冲到厅屋与堂屋中间的院子里。猪已被三四个人紧紧地压在案板上,侧躺着,不停地哀嚎…… 过年的准备就从杀年猪开始了!
不一会儿,整头猪被劈成两半,用杆秤的铁勾子扎上其中一半,由两人用木杠抬将起来,滑动一下秤铊,屠伙大喊一声“一百六十五斤”,再将白花花的半边猪挂在梯子上面……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舀一瓢糠,倒进石槽里”的工作不用做了,院子里的猪圈也安静了,也听不到父亲的怒吼声“你个柴狼!”
杀猪的当天,是我一年当中吃得最伤的一天。猪血就着猪肝、加上姜、葱做成的猪血汤吃上两碗,后座肉一大块,上半部分很亮白,下半部分是大大的一片瘦肉,用嘴一咬,油水顺着口角直流,这样的肉差不多再吃上一碗,也至于后面很长一时间觉得“好伤”。
几天过后,堂屋两边的土墙上,挂满了淹渍好的还滴着油滴的肉。
接下来就是村子里“霸”鱼。一张大网,横贯堰塘两岸,由两撮人由一边拉向另一边,网的两边,还有人拿着竹竿在水中不停地敲打。收网之时,大大小小的鱼不停地在混浊的水中跳跃、翻滚。收获的大部分是“家”鱼,被分成一堆一堆的,上面贴上编号。全村以户为单位抽签、分鱼。我家分了满满的一大菜蓝子,高高兴兴地抬回家。
准备过年的活儿,我觉得比较无聊的是“打豆腐”。黄豆被泡上一两天,父亲用手捻了捻,觉得可以了,于是在厅屋架上石磨,由哥哥和父亲轮着推悬在屋梁上的把手,随着吱吱的响声,母亲则不失时机地向磨孔内倒上一勺黄豆,白白的汁水顺着下层磨盘的凹槽流了下去。我不会推把手,推得时快时慢;也不会喂黄豆,生怕被把手撞上,只有去“重屋”(厨房)着火,烧煮黄豆汁,随着最后一张“豆油”被母亲用一根竹条挑起,之后的工作交给父亲。摇浆、点浆直至豆腐成型。豆腐留下两三大块以备过年,其余的全部被晒了后制成了臭豆腐。
我喜欢干的活儿是炸米子。用四方形的“升子”舀上一升子米,抱上几块劈柴,兴冲冲地奔向“咚”的巨响声处。师傅用一根掸子在炸米缸内刷一下,将米倒入,把厚厚的缸盖盖上,最后用长长的铁钎拧一拧,便架在火炉上旋转了。当看到指针达到相应的位置后,立刻起身,左手扶着把手,右手用铁筒套住尖状部位,右脚一蹬,“砰”地一声,后面长长的袋子顿时鼓了起来,伴着白色的烟气,一阵香气扑面而来。我们争抢着抓上一把,把嘴巴塞满……那时候我总羡慕刘三家除了炸米子,总会炸一些玉米,炸出来的爆米花大大的个头儿,比米子更香……
母亲常说“初一的火,十五的灯,二十四打洋尘”,腊月二十四那天,把家里屋檐下的蜘蛛网扫了,打了洋尘后,年的准备工作紧密锣鼓地展开。
杀鸡!整整一鸡笼鸡杀得只剩下两三只母鸡。尔后在大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再在鸡笼上贴上对联“鸡鸭成群”!
炸麻叶、炸元子、做米糖、蒸馍馍,馍馍有别于平常吃的汽水馍,不能带壳。所有的工作必须赶在三十前完成,不然别人来拜年东西拿不出手。
我们则忙于在销店办年货。销店位于我们小学院子内,柜台高高的,地面湿湿的(不过比家里的稍平整一些),屋子里散发着一丝酒精的味道,似乎还有一些咸味。对子纸、日历本、盐之类的东西在柜台内摆放着。
售货员原来是我们的一位老师,三十来岁,白白净净,永远是笑吟吟的。因为看上了销店里的妹子,于是不当老师了,和她一起经营。他掀开很大的陶土酒坛子,左手握住我递的酒瓶,套上接口,右手则捏住带着一根长柄的舀子,将舀子伸进去,慢慢地向接口内倒上几下,一瓶酒便不多不少地装好了。几瓶酒、几张对子纸、几袋冰粮、洋糖、几瓶罐头,我们的年货便买好了。
腊月二十九晚饭后,母亲拿来风得半干的猪头、排骨、猪蹄、灌肠、鸡,把它们统统放进牛二锅内,满当当的一锅,慢慢地煮……
我们早早地睡了,夜里时不时能听到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音,有近的,有远的,远的在河对岸的四队,母亲后来说,隔壁今年过年跟往年一样早,刚转钟的时候就在过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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