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70周年“征文” －－－从照相说起

知足而乐

　　　　　　　　　　　与新中国70周年“征文”
　　　　　　　　　　　　从照相说起


　　多思口述  石晨整理
　　每每走进公园、景区、街道、村落，参加集会等，随处可见用长枪短炮的数码照相机、傻瓜照相机、手机照相的人群，想到这些改革开放之后给照相带来的繁荣和巨大变化，不知怎的，竟然眼中充满了泪花。
　　回想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镇上只有一家照相馆，小学毕业时步行了十几里路到照相馆照了2张一寸黑白登记照，5角钱2张，别小看这5角钱，可是父亲2天的工分钱。进入照相馆，但见三角架支起的照相机，用红布蒙住，黑里透红，站好别动，一分钟就成。摄影师把自己的头盖在红布里，调好照相机，然后再把头从红布里抽出来，右手扬起，左手握住气囔一类的东西，说道：“往这里看！靠左一点，向右一点，收住下巴，抬起头，笑一笑！”随着“滋”的一声响，人像定格，照片就照好了，过7天来拿。拿到照片后，一路又蹦又跳地回到家，一条湾里人轮流看了个遍，有的说这相照的好，不知怎么照的；有的说别看照的好，是相机吸了人血才成相的，让人毛骨悚然。

　　1965年入伍后，驻防在北京市平谷县峪口镇，照张背冲锋枪的军人相寄给家里是我最大的心愿，当时每月有6元钱的津贴费，到镇上照相馆里照张相自然不成问题。1966年游颐和园时，一位好心的摄影师要给我照张相作纪念，遗憾的是没有留地址，照片成了记忆。

　　1980年，我被县人武部抽调到政工科协助宣传干事熊龙发搞宣传报道，当时有一部120的照相机，熊干事毫无保留地教给我照相、洗相片的技术，虽然如此，照相技术还是难掌握，比如对焦、测距、光圈、速度、取景等，照的怎么样当时又看不到。那时，一般白天下乡采访，晚上回来在暗室里冲洗相片，先将胶卷从相机里取出，放在显影液里显影，然后在定影液里定影，再用清水漂洗凉干就是底片，再将底片放在显相机里，利用灯光，将底片印在相纸上，经过显影、定影、烘干就成了相片。在阳光下看相片时才发现，要么暴光不足，要么对焦出错，或是速度、取景有问题，照的相总是不尽人意，但又无法复制，只恨是“牛过河扯不住尾巴”了，因为头天跑了几十上百里下乡采访，第二天不可能再去，只能免强寄给报社，上稿率自然很低了。

　　1982年，到《湖北日报社》参加了摄影培训班，著名的摄影家《湖北日报》的摄影记者丁尊新等为我们授课，讲述他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摄影的经历和技巧；到工厂、农村抓拍新闻的方法等。这才脑洞大开。特别是他讲照相需要光，一根火柴的光就能照好相，让我至今记忆尤新，后来我多次试验均为成功，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因为对照相有着神圣和美好的追求，回工作单位后，我买了一部120相机，如获至宝，虽然爱好摄影，但轻易不敢示人，偶尔拿出来照一下。立即装在包里，因为一盒胶卷少者14元，多者19元，而且只能照24张，加上扶助材料就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同事们说我的相机是百美，老婆说我是个玩家子，还有人说我照相爱忘装胶卷。

　　到了2007年，我又买了一部韩国产的数码相机，不用胶卷，不用调焦对光，光线不足时，相机自动暴光，照的相立即可以看出个好坏，不然当场补拍。更不用冲洗胶片，照好的底片直接通过电脑邮件发往报社，既方便，又快捷，还节省，能保质。

　　2010年10月，我代表单位参加中国老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召开的表彰大会，会议要求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包括剪指甲刀和钥匙，照相机更不用说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还是带上了充足电的照相机，并拿在右手上，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两次安检时，看到一些人背的相机被拿下，我开始失望了，但安检人员检查我手里的相机时，询问了几句，还是放行了！正是有了这部相机，我拍下了代表们在接见大厅里参观、准备接受中央领导接见的一些活动，接见大厅里的字画等。更让我开心的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接见代表握手时，被我照了个正着，让我激动不已，也是代表中唯一照到的真品，至今仍珍藏在我的电脑里。事后，许多人称赞我神通广大，那么严格的安检都通过了，我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公开透明和诚实坦然吧！

　　如今，不论是参加会议和调研活动，还是下乡调研，或是参加婚丧嫁娶、生辰庆典，旅游观光、朋友聚会等，我都要带上相机，几乎成了我须臾不可离开的朋友，在“咔嚓咔嚓”声中，录音录相中，记录美好时光的瞬间，挑选好的发给报刊选用，每年被国家、省、市报刊、网站采用照片300多幅，有的还做了刊头照。省老促会还常找我索要参加省会和省领导到随州调研的照片呢！

　　日月轮回，世事沧桑，改革时代，奇绩层出不穷。照相见证着不同的时代，记录着不同的生活，留下养好的瞬间，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永远的向往和不懈地追求。

最冷的季节

老先生照随州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我那时还在田里汗流浃背的栽秧割麦，忙了半夜，牵着牛往回走。路上萤火虫飞舞，蛙声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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