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机长》：灾难片之外，是国产电影难得出色的职场片

拂晓森林

一桩发生于去年上半年的航空事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被改编成电影，这效率的确挺惊人。
因为事情实在是没过去多久，再加上“英雄机长”刘传健（电影中角色名为：刘长健）曾带着主要机组人员上过2019年春晚，这桩“川航5·14事件”大家并不陌生。
但在讨论眼前这部《中国机长》之前，还是先回顾一下：
2018年5月14日早上六点多，四川航空3U8633航班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按照计划，这架载着119位乘客的A319客机将在三小时后到达拉萨贡嘎机场，沿途将飞过四川盆地、青藏高原东南部群山，以及海拔超过6000米的入云的雪山。

七点刚过，一切如常，机长刘传健已经在这条航线上飞行超过一百次，脚下的群山、盆地他都熟悉。客舱里，空乘已经开始发放早餐，热腾腾的粥能安抚乘客因早起而脆弱的胃。

这时，乘务组、乘客，还有在客舱短暂休息的第二机长梁鹏还不知道，驾驶舱里遇到了点“小麻烦”——在9800米的高空中，驾驶舱右座前风挡玻璃突然出现裂痕。这种情况很紧急，不常见，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在国内外的民航飞行中，类似情况都出现过，但因为飞机风挡玻璃有好几层，单层出现裂痕不会对驾驶造成严重威胁。安全起见，机长刘传健喊话地面塔台，发出了“备降成都机场”的请求。

就在这时，更大的危机来了。出现裂痕的风挡突然破碎，发出巨大声响，驾驶舱瞬间失压，坐在右侧风挡前的副驾驶员徐瑞辰被强大的压力差推起，半个身子挂在了飞机外面。此时，机长刘传健面对的是每秒超过200米的打在脸上的强风，零下40度的高空极寒气温，以及严重缺氧的驾驶环境。

强风把驾驶台的诸多设备吹飞、变形，自动驾驶系统完全失灵，巨大的噪音让飞机失去了与塔台的联系。飞机短暂地失控，客舱里，正在发放餐食的乘务组人员被甩在地上，部分乘客也在巨大的机身晃动中身体失控，行李架上的小件行李也噼里啪啦掉了出来。
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刘传健在短暂的惊慌后恢复了理智，他手动操控飞机，恢复了机身平衡，与此同时，第二机长返回驾驶舱，带回了客舱安全的信息，三位机组成员与塔台协力，将飞机成功降落成都双流机场。

从风挡玻璃破碎到成功返航，全程共34分钟。
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博纳影业就拿到了这个故事的改编权，并计划让电影在2019年十一档上映。
这单急活儿落在了香港导演刘伟强头上。
现在想一想，刘伟强真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香港导演拍片快，质量上又有基本保障，这是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期的那批导演在片场摸爬滚打出的本事。
刘伟强又是出了名的快手。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导演的《古惑仔之人在江湖》票房大卖，他立马趁热打铁，赶制第二部《古惑仔之猛龙过江》。为了赶上春季档期，整部电影拍摄只用了九天。到了第五部《古惑仔之龙争虎斗》，电影在1997年上旬刚刚开始拍摄，1998年的贺岁档就上映了，从拍摄到上映，整个制作周期还不到三个月。
在香港电影最景气的那几年，刘伟强一年拍三五部电影也是常有的事。那些电影肯定不是每一部都惊艳，都票房大卖，但在规定时间内交出一部质量合格的电影这件事，他太擅长了。
刘伟强的另一大优势是，他有拍摄献礼片《建军大业》的经验，和内地电影圈、政府机构、各行各业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这又是其他同样手快的香港导演所不具备的。
即便是找来刘伟强，这部以刚刚发生的事件改编的《中国机长》依然很难操作。
从类型上来划分，《中国机长》算是灾难片。高空、风挡破裂、失压、严寒、副驾驶飞出窗外、客舱陷入恐慌……电影的确有灾难片的卖点。但刘伟强必须面对的难题是，对于灾难片来说，有个能永远牵着观众往前走的悬念尤为重要——人死没死，谁死了，怎么死的，怎么活的。但对于改编“川航5·14事件”来说，这个悬念不存在。

很多以真实事件来改编的灾难片都会面临这样的难题，经常被拿来和《中国机长》对标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那部《萨利机长》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那部电影改编自2009年的“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事件”，一架从纽约长岛起飞的客机，在飞机爬升阶段遇到一群加拿大黑雁，引擎受到干扰停止运行，机长萨伦伯格经过认真考量，不得不避开纽约人口密集的街区，将飞机迫降于哈德逊河。飞机成功降落，机上155人全部安全，这“壮举”曾震撼纽约，并吸引了全球航空界的关注。

将这一事件改编成电影时，老爷子伊斯特伍德深知那发生在短短六分钟内的事件无法支撑九十多分钟的电影，他为这事件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落点。英雄机长迫降哈德逊河的段落反复在电影中出现，但贯穿整部电影的主线却是事件调查部分。一次次的模拟机测试都证明，机长有足够时间，飞机也具备条件正常返航，降落哈德逊河看起来英勇，其实是错误的选择。在一次次复盘中，萨利机长也曾怀疑自己的选择，但他最后确信，人的因素必须要考虑在内，作为人的正常的恐惧，面临突发状况时做出选择需要时间，这是机器永远算不出来的。
也就是说，《萨利机长》不是在正面拍摄英雄和英雄的高光时刻，而是转到背面，呈现英雄最富人性的一面。
因为太爱伊斯特伍德，所以扯远了，回头说《中国机长》。作为一部献礼片，《中国机长》显然是要正面呈现英雄的，但和个人英雄主义电影不同，刘伟强要展现中国民航专业、团队能力强的特质，换句话说，“川航5·14事件”不只是机长刘传健的胜利，而是整个机组，乃至中国民航体系的胜利，这才是刘伟强的任务。

的确，在这样的任务下，留给导演和编剧的发挥空间是不大的，时间也不允许刘伟强和编剧于勇敢为电影思考更复杂、更具悬念感的结构。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按时间顺序，呈现了整个事件的开始、高潮和结尾。
没有明显硬伤，人物铺垫，团队专业性的呈现，乘客众生相……灾难呈现部分另说，其他各个灾难片所必须的环节导演都一个不落地触及了，但时间也容不得他多想，绝大多数部分的确都是用最容易、最套路化的剧作和导演技巧来完成的。

空说无凭，举个例子。比如，一开场，张涵予饰演的机长刘长健出场，憋气，洗澡，穿戴整齐，和女儿告别，桌上的照片，逗逗狗……在这么一场戏里，导演交代了后面将要站出来的“英雄”是个长期坚持自我训练、自律、有家庭观念、有责任感、有爱心的人，信息量很大，但所涉及的细节都是相当直白和简单的，类似抱着狗狗，交代狗狗是流浪狗的独白，甚至有些刻意，功能性过于强了。这类情况或多或少地出现在每个或每组人物的出场里。为了顾及方方面面的人物，《中国机长》在人物塑造上相对浮于表面，都照顾到了，但没能真正“走心”。

电影最具商业性，也是最能对抗已知结局和结构简单这一问题的是灾难部分的处理。在这方面，《中国机长》对原故事做了增强冲突的戏剧性处理。原本事件中，只有一个核心危机，那就是玻璃破裂。但在电影《中国机长》里，刘伟强把危机拆解为玻璃裂痕，破裂，要穿越云团，遭遇冰雹，躲避雪山，超重降落几个动作，电影在呈现和解决危机的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基本能勾住观众的注意力。
在111分钟的时间里，乘客安全落地，刘伟强也安全地完成了整个故事的呈现。在这过程中，他没有犯错，但电影也没有深入到任何人物或情绪，缺少灾难片对于人性和生命更深入的探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觉得《中国机长》是多么优秀的灾难片，但意外惊喜的是，这却是一部相当出色的职场片。
“四川8633，现在有点故障，我申请下高度。”
“四川的8633，下8400保持。”
“下8400，我要返航了，我现在风挡裂了。”
“风挡裂了，是吧？”
“对的。”
“3U8633是返航重庆吗？”
“返航成都。”
……
这是事发时，机长刘传健与塔台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基本被原封不动地呈现在电影《中国机长》里，这种职业身份和职业环境上的真实感是所有编撰的对白无法实现的。
不仅是对白，电影对机组人员出发前的准备，飞机上的各种操作、术语，以及机组人员之间聊天、交流的呈现都是相当贴近现实的。据说，电影拍摄过程中，一直有专业的航空工作人员在现场，随时纠正拍摄中不符合专业性的细节。

这时候要cue到袁泉了。个人认为，饰演乘务长的袁泉在整部电影中贡献了最好的演技。她深呼吸，强作镇定，双手颤抖，却告诉乘客机组人员是专业的，也是别人的孩子和母亲，一定会把大家安全带回去的那段话，既展现了一个空乘人员的专业度，也流露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脆弱。这段表演盖过了穿云、翻山，成为我对整部电影最强的记忆点。

如果在未来，有更多影视作品能像《中国机长》一样，对“职业性”这件事有更好的理解，更尊重人物的职业属性，在这个范畴内讲故事，那我们的职场剧和职场片还是很有希望的。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