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都 辨

宁宁

随 都 辨

黄 敬 刚

《楚史论丛》 初集载 1984年10月第一版
随国，在古史中多有记载。《左传•桓公六年》记：“楚武王侵随。”杜预注：“随国在今义阳县。”又《左传•庄公四年》记楚武王第三次伐随，“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杜预注：“梁，桥也。”由此，《水经注•涢水篇》云：“溠水又东南，迳随县故城西。……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军临随都，谓此水也。”郦氏此说一出，随都在今随州市西北八十里的溠水东岸就几成定论了。然而，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考察，此说实尚难成立。
一、从文献记载看随都之地望
对文献记载稍加梳理，可发现《水经注》有关随都的记载是不确的。《水经注•涢水篇》记：“溠水又东南，迳随县故城西。其水又南，与义井水合。水出随城南，……下流合溠。溠水又南流，注入涢。……溠水又迳随县南，随城山北，而东南注。”据实地考察，溠水发源于今随州市西北一百六十里的鸡鸣山，中游流经唐镇，下游在今随州市西南二十公里的安居镇附近合涢水，二水之间未见有义井水出现。(1)此一误。《水经注•溠水条》云：“溠水出随县西北黄山。”但是，“今黄山无从考证。”(2)此再误。《水经注》说“水入溠”，而《随州志》则云：“水实出自固城山之阳。……合天河口水，会王家河水归厉山”，下游在今随州市西南入涢水。溠、二水断难相汇。此三误。可见，郦氏之所以作出“溠水迳随县故城西”的错断，是因为他对《左传》“除道梁溠，营军临随”的误解。他大概以为，楚武王既然在溠水架桥攻打随都，则随都必临溠水。其实不然。溠水在随县安居镇合涢水，安居镇仅距今随州市四十余里，其方位在今随州市西南，距擂鼓墩一箭之地。若楚军在安居镇的溠水合涢水附近架桥，再来攻打随都，是顺理成章的。因此，“除道梁溠，营军临随”不仅不能证明随都位于溠水附近，相反，它正是随都在今随州市区附近的文献依据。
迄今为止，在溠水中上游既未发现古城遗址，又无与随有关的文物出土。有人取折衷之说，认为随都早期应在溠水东岸，后期方在今随州市附近。这个说法查无实据，亦难成立。
《随州志》云：“随城山在南七里，山势自西而东，山峦叠起，翠嶂屏列，绵亘十里许，环城南面，屹若崇庸，故以随城名。”随城山显然因随城而得名。有关随城山的记载首见于《水经注》，可见至晚随城山之名在北魏已出 现。随城山环随州城之南，岗岭接于涢水之滨，使随州城有山环水抱之势，这应为汉东大国——随国奠都的理想所在。
《括地志•随州》云：“随州外城，古随国城。”《读史方舆纪要•州域形势》载：“随故城在今随州南。”《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表》记：“随州南有古随城。”上述诸书所记，皆与郦氏《水经注》所指随都方位迥异。显而易见，溠水沿岸不曾有随都，随都应在今随州市区附近。
二、从随州市周围古墓的分布看随都地望
随州市山萦水回，其间地势开阔。涢、二水在城南汇合，下注汉水。随州市西面的擂鼓墩座落在水西岸，东面的义地岗与季梁祠山脊相连，北面的朱家坡岗绵延数十里，这些地方以随州城为中心，构成古代族墓和邦墓的完整体系。
一九七八年夏，在随州市水西岸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擂鼓墩一号墓，出土铜器达七千余件，极大部分铸有“曾侯乙”铭文字样，由此可知，墓主人是名叫“乙”的曾侯。所出器物不仅精美绝伦，而且不少器型庞大，既有“九鼎八簋”，又有举世为之瞩目的编钟，这无疑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曾侯乙墓正位于随州市西北河岸高地的红沙岩石顶端，其地可以鸟瞰随州市全城。从地理位置来看，正与国君墓葬应在国都附近相合。
一九八一年八月，在擂鼓墩曾侯乙墓的西侧，又发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墓葬。墓葬形制为土坑竖穴，棺槨虽已腐烂，尚可辨出痕迹。该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包括一套编钟和“九鼎八簋”。按周朝的礼制，只有天子能够享用“九鼎八簋”，诸侯只能用七鼎六簋。擂鼓墩一、二号墓主人身为侯爵，却用“九鼎八簋”，显然是僭越。
两座墓相距仅一百米左右，从随葬品来看，墓主等级相同，可见该地应为王者墓地。
除擂鼓墩战国墓地外，在城东的义地岗，也发现了不少春秋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几乎都是墓葬中出土的。在墓地四周，还零星出土有车马器、青铜礼器等。一九七九年四月，在义地岗附近的季氏祠，清理发掘出春秋时期的墓葬，其中出土两件戈皆有铭文：其一为“周王孙季怡孔藏元武、元用戈”；其二为“穆王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工）尹季怡之用”。二戈铭文皆有“季怡”二字，当属人名。季怡是周王孙，无疑为姬姓，任曾国大工尹。
从民间传说和《随州志》的记载来看，季氏祠应即季梁祠，其中有季梁墓。季梁其人，见《左传•桓公六年》：“楚武王伐随，……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赢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杜预注：“季梁，随贤臣。”曾国大工尹季怡墓就在季氏祠近处，其时代与季梁在文献中出现的时代一致，而文献中未见有关季怡的记载。这至少可以推测：一，季怡与季梁可能为一人，若非一人，亦似有父子关系或祖孙关系。二，季氏祠及义地岗一带，为随国早期贵族墓地之一。其地位于随州市东三里许的涢水东岸，与随州市西面的擂鼓墩隔城相望。这两处墓葬区，都不至与随都相距甚远。
再看平民墓地。近年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随州市北二里许的朱家坡一带，发掘清理了一些早到春秋、晚至战国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一般都很小，为土坑竖穴，以五花土、青灰泥和白膏泥填充，多为单棺，有的甚至未见葬具。随葬品中绝大部分为陶器，铜器极少见。由此判断，这些墓主应为平民。朱家坡在水东岸，随州市北，与擂鼓墩、季氏祠呈三角相对。按常理，朱家坡平民墓地也应在随都近郊。
据《周礼•春官》，族墓有两种：其一为“公墓”，是国君和贵族的墓地，由冢人掌管；其二为“邦墓”，由墓大夫掌管。上述擂鼓墩、季氏祠及义地岗应为随国的“公墓”所在，朱家坡则为随国的“邦墓”所在。这些墓葬的排列和分布与文献记载相符。《周礼•春官》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各以其族。……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经过测量，擂鼓墩一、二号墓的墓穴虽相距一百米有余，但两者的墓坑开口线却在一条直线上，这说明墓葬区是事先规划好的。《周礼•春官》云：“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郑玄注：“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这里所谓“国民”或“万民”，大体是指有自由身份的“国人”，属平民的一部分。朱家坡发现的平民墓地，正反映出“邦墓”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州市郊的小北门，发现一处周代遗址。据一九五七年文物普查记载，该遗址周长达一千多米。一九八二年，襄阳地区文物普查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遗址中有周代遗物。据了解，解放以来，在随州市郊的火车站、变电站、小北门等处，均有春秋、战国铜器发现。这与《括地志•随州》：“随州外城古随国城”的记载正可互相印证。
随州市郊两周时期的遗址，对研究随都的地望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环城许多岗地墓区的布局，无不反映出这里是一个古都之所在。
三、从文献和金文看曾、随之谜
随都附近出土了大量曾国铜器，连曾侯之墓也在随都附近出现，如随和曾是一国，何以有二名？如随和曾是两国，何以在一地？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曾国，史所不载，只见于出土文物。从文献中考索，有“缯”、“鄫”两国名，连同出土文物中的曾国，两周时就似乎有三个读音为“曾”的国了。《国语•郑语》记：“桓公为司徒，……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非亲则顽，不可入也。……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这里的缯从“系”，与随国在文献中同时出现，与出土铜器铭文所记的曾国不能混同。缯为姒姓，而曾是姬姓。《国语•晋语》记：“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韦昭注：“鄫，姒姓，禹后也。缯字又作鄫。”《说文•邑部》说：“鄫，姒姓国，在东海；从邑，曾声。”上述“缯”、“鄫”皆为姒姓，应与地下出土铜器之“曾”无涉。
有“曾”字铭文的铜器，不仅在随县境内出现，而且几乎以随州市为轴心向四周伸延，西起襄阳，东到孝感，北自新野，南抵京山，均有所见。主要有曾侯仲子父鼎，曾子仲鼎，(3)曾侯白戈，(4)曾姬无壶，，曾戈，曾子原簠，曾伯文，曾仲大父蛕，(5)曾大工尹戈，曾侯乙钟镈等。从有“曾”字铭文铜器的主人的爵位来看，曾侯乙居首位，应即曾国君主。既然曾国君主之墓，竟在文献中的随地发现，那么，把曾、随理解为同时并存的两国似乎不大合适。
有人因曾是姒姓、随是姬姓，而否认曾、随合一说。其实，这是由于没有把出土铜器中的“曾”同文献记载中“鄫”、“缯”区分开来。曾实为姬姓，出土铜器可资证明。如前引“曾姬无壶”，“曾姬”连称；而“周王孙季怡孔藏元武、元用戈”和“穆王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怡之用戈”，都说季怡为周王后裔，周为姬姓，为周王之孙的曾国大工尹当非姬姓莫属。可见，曾、随同为姬姓。李学勤同志首倡“曾随合一”说，是颇有见地的。(6)
一国二名，古代不乏其例。如河南南阳附近的吕又称为甫，山东安邱的州又称淳于。同样，随又称曾也未尝不可。
前文曾述及曾季怡墓出现的地点与文献所记随季梁墓地点在方位上的重合，不失为曾、随同国异名的佐证。
四、从四邻小国的地望看随国的疆域和都城
《左传•桓公十一年》记：“郧人军于蒲骚，将于随、绞、州、蓼伐楚，……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杜预注：“郧国，在江夏云杜县东南。……随、绞、州、蓼五国名。”关于郧、随、绞、州、蓼五国之地望，《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云：“郧不知何年灭于楚；今郧阳县西北为绞国；州不知何年灭于楚。”按，蓼国，据杜预注在义阳棘阳县东南湖阳城，即今河南南阳唐县南八十里。以随国为中心的其余四国之间距离较近，表明随国疆域在其中是首屈一指的，此即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在随国周围还有另外一些小国。《读史方舆纪要•州域形势》云：“‘榖，今湖广襄阳府谷城县西北七里故谷城，是桓公七年‘榖伯来朝’；贰，在随州应山县；轸，在德安府应城县西，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罗，今襄阳府县城东北二十五里，有罗川城。”从上述记载推测，随国疆域大致东南到今应山，西南达今京山、钟祥，西近今宜城。随国与周围姬姓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尽管“天下之势尽在楚矣”，但楚国对随国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从文献中所见楚人对随人用“侵”、“袭”等词，表明随国力量雄厚。直到楚武王亲征随国时，才用“伐”字，可是楚武王也在这次死于军中。总之，终楚武王之世，随国一直处于鼎盛时期。
考察唐国和厉国的地望，也有助于了解随国的疆域和都城。
唐为姬姓国，当与随国过从甚密。不然，不会在随国腋下生存如此之久。唐国的地望，见于《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定五年灭唐，今湖广德安府随州西北八十里有唐镇为唐国地。”按，唐镇正处溠水中游，但尚无地下实物为证。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春秋晚期以前唐国在与唐镇相隔不远的河南唐河县一带，至春秋晚期被楚灭后，余部才迁徙到随县唐镇，仰仗随国过日子。
先秦时期可能有两个厉国。《左传•僖公十五年》记：“齐师、曹师伐厉。”《读史方舆纪要•州域形势》云：“齐，自今山东青州府以西至济南东昌之间；曹，今山东曹州以南即曹地也；厉，在今随县境内厉山即厉国。”齐、曹两国皆在今山东境内已成定论，这就未免与厉国之地望牴牾了。厉山距随州市仅四十里，正处在水西岸，是传说中神农氏诞生之地，与山东相距甚远，且其间还有许多小国。由此看来，可能当时在齐、曹附近也有一个厉国，不然，齐曹之师岂不要越过别的国家而劳师远袭江、汉间随国卵翼之下的厉国吗？而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厉国是否先在齐、曹附近，后来被迫迁到厉山呢？这也很难说。因为在随国、唐国附近很早就有一个厉国。北宋末年，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记载了周昭王南征的路线，其中经唐国、厉国和曾（随）国，这个厉国应为今厉山之厉国。
结合唐、厉、随三国之方位分析，可以进一步判定随都之地望在今随州市区应大致不误。
从随县境内出土铜器的地点来看，商周至春秋时期一般在涢水、均水两岸出现，未见溠水、水流域有铜器出土。这表明：随国在前期是沿涢水向上游和下游发展的。
注 释：
（1）（2）《随州志》，始纂于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今引自清同治八年增修本。
（3）程欣人：《随县涢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4）田海峰：《枣阳县出土曾国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5）程欣人：《随县涢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6）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

捕风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