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中元：拓荒“死亡文学”回归“信仰生活”

宁宁

     "随州名人佳作"开栏语

       "认真看了几期《神农文艺》，觉得办得不错。我有个想法：我在《文苑撷趣》书中介绍了近20位随州人物，如可行，我每次推荐几个人物来，授权《神农文艺》分期分批进行介绍。可否？"

        近日，《神农文艺》小编突然收到石中元先生的留言，倍受鼓舞，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非常可行。既推介了随州名人大家，又通过名家名作及其介绍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搭建起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平台。经请示市作协领导同意，编辑立即着手实施。

       石中元先生，祖籍随州市淅河镇，现居北京，系作家、人文学者、中国人事出版社编审。第一期介绍的是随州市作协主席蔡秀词先生的长篇小说《吹鼓手》，是由石中元先生撰写的评论《拓荒“死亡文学”，回归“信仰生活”――读蔡秀词长篇小说<吹鼓手>》。后期，我们将陆续推介名家作品。在此，非常感谢石中元先生的授权和推荐，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写名人、评名作，来"随州名人佳作"专栏做客，我们击掌相邀广大名人名士赐稿添彩！

                                                                        《神农文艺》编委会

宁宁

话说吹鼓手

《吹鼓手》是一部专门描写死亡的长篇小说（蔡秀词著、青岛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叙说了为死人送葬的三代吹鼓手的故事。比如：死人复活、鬼魂现身、女和尚坐瓮圆寂、产妇死后又不得不开棺．．．．．．作者并没有一味故弄玄虚，并不是靠哗众取宠的情节来吸引读者，在精彩的故事之下是作者对“死”的思考和对“生”的领悟。如此多的“死亡”故事、如此奇特的鄂西北丧葬风俗，实为罕见，《吹鼓手》开创了专门写“死”的长篇小说先例，称得上：当代“死亡文学”拓荒性的作品。

在每个人的人生航道上，尽管各自驾驭着生命之舟，然而，归宿都是死亡。人死，一切都将完结、停息；所以，一般人对死亡怀有畏惧、厌憎的情绪──然而，《吹鼓手》却不是这样，作品让我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俯视生命 。在中国死亡哲学中，有“死而不朽”、“死而不亡者寿”的说法，其相对的还有永生长寿的说法：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语录》卷中）。《吹鼓手》用文学的手段更把人生的无限性和死亡的非终极性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我们从“无”中来，在“有”中生，最终又回到“无”。死亡既是痛苦的解脱，又是大自然对人的恩赐，为此我们不必恐惧，生物的本质属性是永恒的，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一个个体表象的消失，这个个体的真正本质将继续在别的个体身上存活，人类便一代又一代地活下去。个体生命的消逝，影响不了种属的传承，这就像瀑布是由无数的水滴组成的一样，水滴快速运转消散，却影响不了瀑布，瀑布依然执着地与天地共长久。

生命是死亡之墙中的一条夹缝。我们庆幸地活在世界上，因为不知道要战胜多少个精子，你这个精子才得以存活、才形成卵细胞；不知道死了多少个体才轮到你这个个体进入人间世界。我们肉体的死亡，使我们返回到原初的自由选择的状态──无。我们自然地面对死亡，我们安乐地背靠死亡──所以，死亡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生；所以，我们留给世界的最后表情理应是平和与安详──这是我读罢《吹鼓手》，掩卷而来的感想。

作品成功塑造了老师父、师父和我（小吹鼓手）的形象，以及三人对生死的不同认知。重点刻画了老师父这一形象，他从一个富家子弟沦落为一个“下九流”的吹鼓手，在见识了太多的死亡和死亡背后的恶行之后，老师父最后自导自演一场“假死”的闹剧，愚弄了众多信男善女。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吹鼓手等一堆“牛鬼蛇神”曾用绳子牵着走街串巷。“老师父说，他那时戴着一顶二尺多长的高帽子，上书：吹鼓手某某某。老师父的名字上还用红笔划上一个大大的“X”号。布告上划过“X”号的人均得枪毙。所以老师父常炫耀说他是死过一回的人。……老师父便亮起嗓门唱道：人人莫学我，我是个坏家伙，吃了饭不干活，吹喇叭唱孝歌，埋死人混酒喝。”（见《吹鼓手》第二章）。

《汉语大詞典》对“吹鼓手”词汇的注释有二。一是指旧时婚、丧礼仪中吹奏乐器的人。二是：现在多指鼓吹某事或吹捧某人的人，比喻大肆鼓吹、广造舆论的人，多含贬义。作品中的“吹鼓手”显然是指的前者。在我国南方一些乡村流传着一句俗语：“儿子的喜事,老子的葬事”,每当乡村里有红白喜事的时候都要大操大办一番，老子的葬事更为热闹些。孝眷将死者安葬后,请僧道做道场,目的在于尽孝心,并超度亡灵。这个时候也是乡村吹鼓手大显身手的时候。歇后语示例：吹鼓手吃饭──顾吃不顾吹。吹鼓手赶集──没事找事。比喻自找麻烦,自寻烦恼。可见，吹鼓手这一行当在现实社会中倍遭贬损。

作品以“我”（小吹鼓手）为第一人称，写了小吹鼓手从15岁开始的4年奇特的人生经历，用湖北随州土话说，“为死人吹喇叭”。作者蔡秀词，1993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任湖北省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先后在《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芳草》等刊物发表中篇小说30多篇，短篇小说50多篇。有小说集《戏子园》出版。据上述介绍，很难想象，作者曾经有小吹鼓手的人生历练。然而，只有亲身经历，才有如此的真实──

拜师的仪式承袭着古老的做法，无形中增添了些肃穆的气氛。堂屋的中央，摆放一张八仙桌子，桌上供有一张神仙的画像。画像很旧，神仙亦很老，直到如今我仍不知道那是何方神仙，姓甚名谁？画像前面放有水果等贡品，两旁点有纸香。于香烟之中，师父先对着画像三叩首，口中念念有词。到底说的什么，我尚未听清楚，我想无非是对收我为徒向这位神仙通报一声。念毕，师父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接受我的跪拜。至此，我便正式成为他门下的弟子了。

……当吹鼓手先得学会换气。吃罢午饭，师父拎来一盆凉水放到我面前，转身从麦垛上抽出一根麦管。师父将麦管含在口中，放进水里吹。盆中顿时翻起一串串泡儿，半小时，一小时，那水泡一直冒着。师父说，吹气的当儿，气又从鼻孔里补充进来，周而复始，水泡便永不间断了。

师父让我试试。我深吸一口气，使劲儿吹起来，那水泡竟也持续了一分多钟，后来实在坚持不住，肚皮贴着脊梁骨了，才开始换气。这时，盆里的水陡地钻进鼻孔，呛得我甭提有多难受。一连试了几次均是如此，我难为情地望着师父。师父不语，起身将盆中的水倒了，到猪槽里舀起一瓢猪食水倒入盆中，示意我继续吹。我俯下身去，一股发霉的菜蔬味儿直冲脑髓。我小心提防着，不知不觉间，盆中的猪食水突然灌进了嘴里，我张开大嘴忘命地咳着，长长的唾涎一直垂到地上。……一连好些天，我都在学换气。在家中，拿着一根麦管在碗里吹；放牛时，时常爬在堰塘边儿吹。

作者活灵活现、细致入微的描写了小吹鼓手的学艺经历，形象得纤毫毕露、须眉皆现。作者饱含眼泪与辛酸地描摹吹鼓手在送葬中的“散花”仪式──
老师父说：“简单地说，就是把客人们送的花圈拿到屋外的场地散开，尔后再收拢来。完完整整的散花仪式还是运动前搞过的。”

稻场上，分东、西、南、北、中五个位置，每个位置摆着一张很大的八仙桌。又以每个八仙桌为中心，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于这四个方位各摆一个小方桌，又点有五支红烛，组成一个莲花圈案。天色渐晚，而稻场内一片灯火通明，宛若一座水晶宫殿。

在此之前，众人已将花圈摆满了灵堂。幸而詹家的房屋宽敞，如此多的花圈摆在屋内，其间我们仍能行走自如。绕灵堂一周之后，老师父重又回到棺材的前面，这时他将黄裱划了三个圈儿，道士们齐声念着什么。随后，老师父拿起一个花圈，四个徒弟也各拿一个，唢呐吹起，锣鼓齐鸣，一行人缓缓向屋外走去。……

五朵莲花散在东方，东方神仙请看端祥。玉宝天尊前来指引，超度亡人渡过东方。我们又以同样的动作，取出五个花圈插在西方的五张桌子上，老师父重又挥舞着黄裱。待东、西、南、北、中都插满了花圈，我们吹起了急板，道士们亦敲响了锣鼓，周围的人随之燃起了鞭炮，屋里屋外一片沸腾，此刻仪式进入了高潮。

走出灵堂之后，老师父突然小跑起来，我们跟着加快了步伐，于行进中每人隔开一米左右的距离。一时间，各个位置，各个桌子旁边都站满了人，都以同样的速度跑着，恰似一条戏水的蛟龙，而老师父就是龙头，他忽而向前，忽而退后；忽而小跑，忽而慢走。我们紧跟其后，重复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场地外面的人越围越多，加之散花这类玩意儿许多人不曾见过，颇为新奇。我们在里面玩命儿转的时候，周围便有许多人拍手喝彩!每遇此类场合，老师父就特来精气神儿，跑得快不说，且没完没了绕了好多弯儿。而这个时候，吹唢呐即成了一件极苦的活儿，跑的时候本来就上气不接下气，累极累极的，唢呐却又不能吹走了调儿。尽管锣鼓喧天，人声鼎沸，然在野外吹奏唢呐却清晰异常，一个音阶错了，外人即可辨别出来。

除此之外，还要对付那些爱搞恶作剧的客人扔来的鞭炮。于一行人中，我年龄最小，个头儿亦自然比他们矮一大截，身体单薄，转几圈儿之后头脑就有些晕糊，客人们却偏和我闹，扔鞭炮的，扔火纸的，还有扔木棍儿绊脚跟的，什么都有。我常因此和对面的人撞上或被绊倒。每当这时，周围便爆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有的时候，我真想哭，却又不敢哭出声来，强忍着，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有的时候，我又想骂，却又不敢骂出声来，唯有把那最脏最野最解恨的字儿积攒在心里。多数时候，我们做罢一场下来，即是三九天气亦大汗淋漓，内衣全被湿透。若是六月天里，直如水中捞起一般，真正地惨不忍睹。

从上述内容中，看到了作品富有浓厚的鄂西北地区的地域色彩。作者将生活中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东西有机的结合起来，将生活的真实体验上升到“艺术的生活”，让我看到了生活中没有看到的地方。作者在社会虚假的表相中，从中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为亡者送葬”这一独特的地方风俗满足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真实的了解。

作品虽说是在写“死”，却处处透出了“生”的气息。在绝望中有曙光，在阴沉中有温暖，天使一直在伴随小吹鼓手成长──

多半时间，是我独自一人吹奏。这个时候牛总在身边转悠，或低头吃草，或凝神静听。我家是一头母牛，黄白相间的皮毛，个头高大，而性情温和。如若它吃饱了肚子，便卧在草地上，眼望着远处的高山或天边的云彩，竖耳凝听着我的吹奏。这时，我感到它是听懂了音乐，理解了我的情感。

待夜幕将近，我就牵牛走下山去，来到山下的公路上，对牛说一声“趴下”，牛旋即明白我的用意，迅速趴了下来。于是，我就骑上牛背，吹着唢呐，悠哉游哉地回家去。

初夏时节，万木都披上新绿，原本萧瑟的山上此时茂繁得阳光都钻不进去。我总是折一些树枝铺在地上，然后曲膝坐着，从帆布挎包里取出唢呐，对着前方某一个景物吹奏，那景物或是一棵树，然树必奇异，有许多不同之处；或是一个巨石，其石必突兀，几十米内一眼便能看见。而更多的景物则是山脚下那一方堰塘，远看，它玲珑剔透，宛若天上散落的一颗珍珠……

《吹鼓手》作者蔡秀词

宁宁

开启当代“死亡文学” 回归世间“信仰生活”

田大嫂子死后成为“旱马桩”、詹道士能准确预测自己的死期、钱和尚死后选择瓮葬、老太太死而复活……《吹鼓手》通篇充满神秘色彩，在紧张刺激的故事背后是对生死、对灵肉的探究与认知，比如说，人死后到底有无灵魂存在？人活着意义何在？所谓的“超度”真的能让死者的魂灵逃避罪孽走向极乐吗？等等。读罢《吹鼓手》，我想到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它具有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正因如此，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便是文学家的天职，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自由”，“文学之繁荣”。

如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见《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儒家关心社会和民生，认为只要伦理问题得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对虚无缥缈和难以捉摸的东西不感兴趣，当然，更不会去关心天体运行，生物奥秘的事情了。儒家认为科学技术是雕虫小技，“学而优则仕”，读书人钻进了故纸堆。古代中国，除了沈括、牛应星、郭守敬、李时珍等极少超凡脱俗的个人之外，鲜有人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过度的务实会导致短视，正在中国落伍时，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却开辟了通向现代科学的康庄大道。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把探索自然规律看成是对上帝的伟大的追求，对自然的强烈兴趣和宗教狂热结合到一起，从此，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爱因斯坦所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这两个最基本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老祖宗为了生计，终日疲于奔命，哪有闲工夫去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这类摸不着头脑的闲事。别说是人，就是那些天上的神仙们，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也都为民生忙得不可开交。孔夫子有句名言“未知生，焉知死”，语出于《论语．先进》。原文如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从字面意义看，孔子认为季路当下应当特别关注“事人”和“知生”的问题。换言之，为要“知死”，就须先行地“知生”。这样，“知死”的问题实际上就被孔子还原成了一个“知生”的问题，对死抱着回避的态度，缺少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我们缺少灵魂的认真，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作弄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个人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长篇小说《吹鼓手》蕴涵着形而上学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吹鼓手》的第一章开头，作者便道出了全书的主旨：

……对于死亡的好奇和追问，谁又不曾有过呢？更何况是那些初涉世事、青春萌动的莽撞少年。不过，在接近“死亡”这件事上，我却比其他人幸运。在我们这个地方，接近“死亡”最多的人，莫过于那些走南闯北为死人送葬的吹鼓手了。我们这班吹鼓手共有三个人：师父、老师父和我。不过，师父和老师父对生死的看法却是如此不同。两人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师父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冬天的落叶为的是春天的萌芽。一个人在这里死了就意味着在另一个地方的生，人人都在世间轮回，前世的因结成后世的果，前世的德变成后世的福。

老师父说，人死如灯灭。死了死了，就是一死百了。一个人生于尘土然后复归于尘土。师父说，一个人若要免受轮回之苦，就得全心向佛，了断生死，走向天国，走向极乐世界。

老师父说，佛者即是觉悟者，他们知道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你是官员还是平民，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信徒与普通百姓的区别仅是对死亡的态度不同而已。……一个人生于确信，你最终会死于怀疑。……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喜剧之后，老师父自以为已参透生死。老师父说，人终是一死，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一个人生于怀疑，那他就会死于确信。

在仔细琢磨了师父和老师父的话之后，我觉得两人说的都有道理。我到底该相信谁呢？这正是我的困惑所在。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有精神的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反躬自问：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要追问人生的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吹鼓手》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以小说表述的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到更高的精神存在。

读秀词的作品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吹鼓手》对临终关怀的启示、对当代安乐死的现实意义。

西方有一位心理分析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她长期研究病人临死前的状况和心理活动，写了一本有关“死亡学”的书：《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书中介绍：临死之际的病人“常常被人回避，没有人对他们诚心诚意”。她主张坐在病人身边，倾听病人诉说他们的心里话。她说，“我的目的是要打破职业偏见，让病人说出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该书把死亡过程分成五个心理阶段：拒绝，愤怒，挣扎，沮丧，接受。她的观点虽然现在已被广为接受，但在该书出版之际却是革命性的。正是由于她的著作和她的教学与实践活动，人们才改变了对死亡的看法，促进了人们对弥留之际的病人的关怀。

“死亡是一面镜子”。读《吹鼓手》这本书，和读别的书感觉是不同的──

钱和尚是个女人。女人当和尚倒是一件新鲜事。…… 钱和尚死后，并未装进棺材，而是采用和尚圆寂的礼仪。这使我晚上去时，吓了一大跳!死者堂屋里的大方桌上放着一口大缸，大缸有一米多高，缸的上面搁有十公分厚的圆木盖子，钱和尚就装在缸内。这一切均是钱和尚生前安排好的，据说，临终之前她让家人将她抬进那口缸内，两腿盘起，她想坐化而死。然天不遂人愿，钱和尚在缸里折腾了整整一日两夜，她那痛苦的呻吟让女儿女婿心烦意乱，多次欲将她抬出来，然她去意已决，她告诉家人说，这是老天给她应有的惩罚，她愿意全部承受。同时，她说她的罪孽太深，她要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赎罪，以求得上天的宽恕。

……孙屠夫死前曾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孙屠夫躺在床上，嘴里翻着白沫子，还不住地哼哼，如猪叫唤一般。孙屠夫说，他看到好多猪在撕他身上的肉。孙屠夫让其儿子不断地在身边吆喝，说一吆喝猪就退了，身上便好受些。……孙屠夫的儿子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吆喝着。白日尚好，晚上一吆喝全家人都无法入睡。后来，儿子便不再那么殷勤地吆喝了，孙屠夫随即在床上滚来滚去。俗话说：久病无孝子。孙屠夫在床上滚了数月。一日，孙屠夫说，把他的杀猪尖刀拿来，放到枕边镇镇邪。儿子就把刀子拿来了。果然，那夜里孙屠夫没再叫，全家人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儿子进屋看时，父亲已经死了。孙屠夫将自己的喉咙割断了，血浸透了床上的被子和垫褥。

……土葬的人选择坟地多是出于本人意愿，上了岁数的老人会早早地为自己选好一块地盘，且时常到那地盘上去看看，遇上树、荆棘什么的就拿镰刀砍掉，拿锄头挖去。心细的老人还从远处搬来草皮种上，有事没事就去那地方坐坐，或抽袋烟锅儿什么的。有的老人还在那儿摊开身子睡上一觉。

如果说“死亡”是一个应该面对和值得面对的问题，那么如何面对和怎样面对死亡就必定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谈论安乐死的人日渐增多。启蒙思想家卢梭晚年著作《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提出了“一个老年人如果还应该学习的活，那就只该学习怎样去死”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最要紧的就是要扫除面对自己日益逼近的死亡所产生的种种心理障碍，充分认识死亡的绝对必然性，从而做到“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性对抗”。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芸芸众生也不例外。所以黑格尔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懂得了人的死亡的绝对必然性，就能够做得到坦然待死。老年人面对着日益逼近的死亡并不可怕，怕的是自己不能正确地对待它，及时地化解它。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注重的是生，中国作家很少着重叙述死。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这一现象发生了改变。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就站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立场上，在《在酒楼上》、《药》、《伤逝》等作品（尤其是《野草》）中，探寻了死亡的意蕴。上世纪30、40年代，沈从文紧跟其后，在《边城》等作品中对死亡展开了多角度地阐述。当代文学，以爱情、官场、战争、历史等等描写颇丰，但有谁对死亡这个人类害怕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进行过深刻的描写和思考？《吹鼓手》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死亡形式的丰富多彩、死亡叙事的平淡化、死亡环境的恬静性，构筑了独特的死亡艺术风格。追问着生，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通过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通过众多死亡的形象，促使读者认真地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人的本质，促使读者转化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崇尚生命意志的顽强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吹鼓手》是当代“死亡文学”的拓荒者并不为过。

宁宁

开启当代“死亡文学” 回归世间“信仰生活”

田大嫂子死后成为“旱马桩”、詹道士能准确预测自己的死期、钱和尚死后选择瓮葬、老太太死而复活……《吹鼓手》通篇充满神秘色彩，在紧张刺激的故事背后是对生死、对灵肉的探究与认知，比如说，人死后到底有无灵魂存在？人活着意义何在？所谓的“超度”真的能让死者的魂灵逃避罪孽走向极乐吗？等等。读罢《吹鼓手》，我想到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它具有最尊贵的精神价值，“无用之用”胜于有用之用，因为它满足的是人的灵魂的需要。正因如此，坚持文学的独立品格便是文学家的天职，如此才可能有“学术之自由”，“文学之繁荣”。

如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从孔孟起，到汉之贾、董，宋之张、程、朱、陆，明之罗、王，都是一些政治家或想当而没有当成的人。不但哲学家如此，诗人也如此。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是中国人的金科玉律。中国出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原因就在这里”。（见《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儒家关心社会和民生，认为只要伦理问题得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对虚无缥缈和难以捉摸的东西不感兴趣，当然，更不会去关心天体运行，生物奥秘的事情了。儒家认为科学技术是雕虫小技，“学而优则仕”，读书人钻进了故纸堆。古代中国，除了沈括、牛应星、郭守敬、李时珍等极少超凡脱俗的个人之外，鲜有人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过度的务实会导致短视，正在中国落伍时，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却开辟了通向现代科学的康庄大道。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把探索自然规律看成是对上帝的伟大的追求，对自然的强烈兴趣和宗教狂热结合到一起，从此，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爱因斯坦所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是建立在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这两个最基本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的老祖宗为了生计，终日疲于奔命，哪有闲工夫去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这类摸不着头脑的闲事。别说是人，就是那些天上的神仙们，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也都为民生忙得不可开交。孔夫子有句名言“未知生，焉知死”，语出于《论语．先进》。原文如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从字面意义看，孔子认为季路当下应当特别关注“事人”和“知生”的问题。换言之，为要“知死”，就须先行地“知生”。这样，“知死”的问题实际上就被孔子还原成了一个“知生”的问题，对死抱着回避的态度，缺少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在圣奥古斯丁、帕斯卡尔、托尔斯泰身上可以看见其典型的表现。我们对这样的感情是陌生的。因此，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也因此，我们缺少各种各样的人生试验者和精神探险家，我们在精神上容易安于现状，我们的人生模式容易趋于雷同。我们缺少灵魂的认真，缺少广义的科学精神和广义的宗教精神。

对于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便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作弄预习死的一种活动。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具有悠久的形而上学传统，即致力于寻求和建构某种绝对的精神性的宇宙本体，潜在的动机就是为了使个人灵魂达于某种意义上的不死。让我感到惊异的是，长篇小说《吹鼓手》蕴涵着形而上学和广义的宗教精神。《吹鼓手》的第一章开头，作者便道出了全书的主旨：

……对于死亡的好奇和追问，谁又不曾有过呢？更何况是那些初涉世事、青春萌动的莽撞少年。不过，在接近“死亡”这件事上，我却比其他人幸运。在我们这个地方，接近“死亡”最多的人，莫过于那些走南闯北为死人送葬的吹鼓手了。我们这班吹鼓手共有三个人：师父、老师父和我。不过，师父和老师父对生死的看法却是如此不同。两人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师父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冬天的落叶为的是春天的萌芽。一个人在这里死了就意味着在另一个地方的生，人人都在世间轮回，前世的因结成后世的果，前世的德变成后世的福。

老师父说，人死如灯灭。死了死了，就是一死百了。一个人生于尘土然后复归于尘土。师父说，一个人若要免受轮回之苦，就得全心向佛，了断生死，走向天国，走向极乐世界。

老师父说，佛者即是觉悟者，他们知道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你是官员还是平民，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信徒与普通百姓的区别仅是对死亡的态度不同而已。……一个人生于确信，你最终会死于怀疑。……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喜剧之后，老师父自以为已参透生死。老师父说，人终是一死，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一个人生于怀疑，那他就会死于确信。

在仔细琢磨了师父和老师父的话之后，我觉得两人说的都有道理。我到底该相信谁呢？这正是我的困惑所在。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有精神的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反躬自问：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要追问人生的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吹鼓手》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以小说表述的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到更高的精神存在。

读秀词的作品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吹鼓手》对临终关怀的启示、对当代安乐死的现实意义。

西方有一位心理分析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她长期研究病人临死前的状况和心理活动，写了一本有关“死亡学”的书：《论死亡和濒临死亡》。书中介绍：临死之际的病人“常常被人回避，没有人对他们诚心诚意”。她主张坐在病人身边，倾听病人诉说他们的心里话。她说，“我的目的是要打破职业偏见，让病人说出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该书把死亡过程分成五个心理阶段：拒绝，愤怒，挣扎，沮丧，接受。她的观点虽然现在已被广为接受，但在该书出版之际却是革命性的。正是由于她的著作和她的教学与实践活动，人们才改变了对死亡的看法，促进了人们对弥留之际的病人的关怀。

“死亡是一面镜子”。读《吹鼓手》这本书，和读别的书感觉是不同的──

钱和尚是个女人。女人当和尚倒是一件新鲜事。…… 钱和尚死后，并未装进棺材，而是采用和尚圆寂的礼仪。这使我晚上去时，吓了一大跳!死者堂屋里的大方桌上放着一口大缸，大缸有一米多高，缸的上面搁有十公分厚的圆木盖子，钱和尚就装在缸内。这一切均是钱和尚生前安排好的，据说，临终之前她让家人将她抬进那口缸内，两腿盘起，她想坐化而死。然天不遂人愿，钱和尚在缸里折腾了整整一日两夜，她那痛苦的呻吟让女儿女婿心烦意乱，多次欲将她抬出来，然她去意已决，她告诉家人说，这是老天给她应有的惩罚，她愿意全部承受。同时，她说她的罪孽太深，她要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赎罪，以求得上天的宽恕。

……孙屠夫死前曾度过一段难熬的时光。孙屠夫躺在床上，嘴里翻着白沫子，还不住地哼哼，如猪叫唤一般。孙屠夫说，他看到好多猪在撕他身上的肉。孙屠夫让其儿子不断地在身边吆喝，说一吆喝猪就退了，身上便好受些。……孙屠夫的儿子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吆喝着。白日尚好，晚上一吆喝全家人都无法入睡。后来，儿子便不再那么殷勤地吆喝了，孙屠夫随即在床上滚来滚去。俗话说：久病无孝子。孙屠夫在床上滚了数月。一日，孙屠夫说，把他的杀猪尖刀拿来，放到枕边镇镇邪。儿子就把刀子拿来了。果然，那夜里孙屠夫没再叫，全家人安安静静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儿子进屋看时，父亲已经死了。孙屠夫将自己的喉咙割断了，血浸透了床上的被子和垫褥。

……土葬的人选择坟地多是出于本人意愿，上了岁数的老人会早早地为自己选好一块地盘，且时常到那地盘上去看看，遇上树、荆棘什么的就拿镰刀砍掉，拿锄头挖去。心细的老人还从远处搬来草皮种上，有事没事就去那地方坐坐，或抽袋烟锅儿什么的。有的老人还在那儿摊开身子睡上一觉。

如果说“死亡”是一个应该面对和值得面对的问题，那么如何面对和怎样面对死亡就必定成为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谈论安乐死的人日渐增多。启蒙思想家卢梭晚年著作《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提出了“一个老年人如果还应该学习的活，那就只该学习怎样去死”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最要紧的就是要扫除面对自己日益逼近的死亡所产生的种种心理障碍，充分认识死亡的绝对必然性，从而做到“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性对抗”。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芸芸众生也不例外。所以黑格尔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懂得了人的死亡的绝对必然性，就能够做得到坦然待死。老年人面对着日益逼近的死亡并不可怕，怕的是自己不能正确地对待它，及时地化解它。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注重的是生，中国作家很少着重叙述死。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这一现象发生了改变。上世纪20、30年代，鲁迅就站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立场上，在《在酒楼上》、《药》、《伤逝》等作品（尤其是《野草》）中，探寻了死亡的意蕴。上世纪30、40年代，沈从文紧跟其后，在《边城》等作品中对死亡展开了多角度地阐述。当代文学，以爱情、官场、战争、历史等等描写颇丰，但有谁对死亡这个人类害怕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进行过深刻的描写和思考？《吹鼓手》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死亡形式的丰富多彩、死亡叙事的平淡化、死亡环境的恬静性，构筑了独特的死亡艺术风格。追问着生，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通过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通过众多死亡的形象，促使读者认真地思考生命的价值以及人的本质，促使读者转化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崇尚生命意志的顽强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吹鼓手》是当代“死亡文学”的拓荒者并不为过。

著名书评人石中元先生

宁宁

《吹鼓手》语言艺术及叙事结构特征浅析

俄罗斯谚语有“不是蜜，它却粘着一切东西”，指的就是语言的艺术。难能可贵的是《吹鼓手》中摆脱了许多作家难以摆脱的语言思惟定势，选取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平民百姓家常用语。在《吹鼓手》中，我看不到那些令人生厌的“假、大、空”的用语，那些让人皱眉头的所谓“紧跟形势”的官话套话。由于作者能反思语言的自觉，便轻车熟路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触摸到精神层面，看似在讲鬼怪故事，看似在叙写吹喇叭的人生经历，其实质在：探索精神何以漂泊，叩问信仰何以渐失──让人有了敬畏之心和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吹鼓手》力求语言的简约，在叙述时保持冷静的态度，不紧不慢地讲述过眼烟云，超脱而客观地把读者引到彼岸──

老头儿说，这公路是六三年修的，至今已近二十个年头了，给山里带来了啥好处？倒把山林给毁了。没有公路之前，这山上山下长满了各种树木，一看，满目皆绿。钻进山林，天就看不见。老头儿说，山上不仅有树，还有各种奇花异草，一到夏天，鲜花开遍山野，红的，蓝的，黄的，五颜六色，美不胜收。自修了公路之后，国家就组织砍伐，先是大的，几人方能合抱的大树；大的砍光了，就砍小的，碗口粗细的也砍。一车一车往外面运。后来，国家倒是不砍了，私人就偷偷地砍，运到外地去卖钱。再后来连手指粗的也砍，砍后当作柴禾卖掉。一直把山上的树砍光了方才罢休。

老头儿说，现时没了树，一到夏天就发大水，堰塘的堤坝都冲毁了，土质随之沙化，原先捏一把就粘手的黑土，如今都成沙地了，种菜不长菜，种粮不长粮。

老头儿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感情自然深厚。老头儿捋了一把眼泪，继续说道，现时好了，人砍呀车拉呀，硬是把这地方折腾穷了，一座座山光得如同狗的牙齿。过去，我的祖先割过蟒蛇的舌头，现时别说蟒，就是一条小蛇也没处躲呀。

后来，老头儿说到死者的家，这家的日子过得尤其艰难，一家四代同堂，老少共有九口，老的太老，小的太小，田里的活路不能做，锅里的饭却不少吃。一家老小全靠孙子媳妇两人干活。死的老太太得的是痨病，常年卧病在床，成日中药西药不能间断，一顿不吃药打针，喉咙便上不来气，可眼下药价飞涨，一针下去十几元，一瓶西药几十元。可收入从哪儿来？古语曰：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山是秃的，无树多石；河中虽有水，却是冬涸夏溢，无虾无鱼。惟一的收入便是几只下蛋的母鸡，而家中的油盐酱醋也全靠它们。不到逢年过节，不到家中来客，那鸡蛋谁也不会吃的。

为什么要封山育林？什么是可持续地发展？什么是百姓的艰难困苦──老头儿只是客观地叙谈，却让我感喟不已。冷静本身便是热情地极致，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中是热烈感情的奔放。作者对社会的是非曲直、是非爱憎只不过是藏在字里行间罢了，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去品尝、去感想。铁杵成针，秀词对语言的锤炼，非十年之功。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的魅力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作品中平淡无奇的白描叙事，流畅生动的文笔，给人美的享受。白描本来是国画的一种基本技法，指的是不着颜色，纯用墨线勾描物象。“白描”用于小说叙事，指的是作者不作静止的、繁复的描摹，而是用最简练的笔触，勾画事物或人物的一些富于特征性的现象，让读者通过联想，感受描写对象的内在蕴味。

“纯用白描”是《吹鼓手》小说重要的叙事特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一下。比如第四章写死人复活,人们惊惶失措的一幕──

就在这时，灵堂突然大乱。女人们尖叫着，拼命往外挤！道士亦扔了经文，叫着往外跑！木鱼掉在地上，被人踢来踢去。锣鼓亦被人踩着，咣当作响。于混乱中更添了一分混乱。有人跌倒了，有人卡在门上，有人在哭，有人在骂……

好一会儿方才平息下来，人们都出来了，立在院内，翘首望着灵堂。外面的人亦跑了过来，一齐往里瞧着。……“活了……活……了……”众人面面相觑，似懂却又非懂。女人又指了指棺材，似用尽了最后的力量，说毕咚地坐在地上。众人不再说话，周围出奇地静寂，掉根针儿就能听到响声。

……“酒……”声音轻极。酒递了上来，老者微张着嘴，汉子灌了一小口。余下的汉子依旧握着寿杠的两端，死死地压在棺材上。棺材内不时有呻吟声传出，或急，或缓，或轻，或重。这会儿，围观的人们平静许多，没有了骚动和喧哗，只是静静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我亦轻舒一口气，悬着的心慢慢放下来。

老者喝了酒，气色渐渐红润起来，身上亦有了气力。他缓缓立起，对身边一个汉子说道：“喊你娘。”人堆里这时走出一个汉子，四十多岁年纪，一米八几的身材，方脸阔胸，长得异常魁梧。据说是老太太的小儿子。他立在老者身旁，整整高出一个头来。可他那副胆怯的神情，与老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时，棺材内又传来一声呻吟。老者指了指棺材，对汉子道：“快叫你娘。”
中年汉子看看众人，又看看老者，迟缓地向前迈出一小步，靠近着棺材，却不敢往里看。握寿杠的汉子们使劲儿压着，棺材下面的大方桌嘎嘎作响。

“娘——”“嗯……”“你……醒了……”“我在哪儿……” “……”汉子又看看老者，不知如何作答。老者同样不知所措。门外围观的人倒是七嘴八舌地叫开了，有说在棺材里的，有说在床上的……于一片嘈杂声中，老太太又说话了：“我想起来……”

随之有一只手伸了出来，在棺材外无力舞动了两下，尔后搭在棺材的边缘上。那手呈一种死灰色，手指微弯，不时动弹几下，似在找寻着什么。中年汉子两眼瞪得滚圆，却不敢伸手去接。好一会儿，那手指一直动着。我一阵惊悸，好像那手指抓在我的心上，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拉我一把……”中年汉子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尔后一直瞪着那只动弹的手，好像在回忆，又好像在辨别。我想，他肯定是忘记了，或者怀疑几十年来抚爱他的竟是这样一只手吗？

这段文字以白描手法写出了众人的“各人心事”。短短一段文字，极为传神，场面如此逼真，仿佛让人亲历了死人复活的场景，使读者获得了亲近的感受。

许多长篇小说，大多以情节为主，凭借情节故事的离奇曲折引人入胜，并借助于情节来显示人物性格。而《吹鼓手》却着力运用白描手法，以描写人物为主，故事情节为辅，“打闲处入情”，“在没要紧处画出”。作者虽说在讲故事，但避开了大起大落的情节，没有刻意去编织环环相扣的故事，而是在着意凸显人物的命运、意境和心理的种种变化。正如作者所云：“我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时，终于发现有些故事并不连贯和完整。不过，它的随心所欲且天马行空反而使这些故事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读者可以随意翻开书本从任何一页读起，而不会感到莫明其妙。这就像那些散落在荒滩上的奇石，你可以随意拾起一枚在手中细细把玩，而不需要追问它来自何处。”在淡淡的叙述中，让人回味渊博精深、悠久恢宏的中华传统文化，使人的境界得到升华。

富有地方特色、韵味十足的散文诗般的语言是《吹鼓手》又一独特之处。中国古典诗词是当代文学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诗词是语言的精华，语言在诗歌中会表现得更加纯粹。小说家用诗的语言来叙述，会带来令人耳目一新和意想不到的效果。《吹鼓手》诗意般的语言，使小说充满了书卷气和辞藻的趣味性──

由于近日苦练，这曲调于我已经熟透，信口吹起，便觉百鸟鸣唱，万花竞放，一派春的气象。……

于众人的期待中，师父又吹了一支民间小调，即是《闹五更》。这首歌儿我亦能唱几句，亦为多数年轻人所喜爱，尤以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姑娘为甚。时值春天，青草勃发，百鸟竞鸣，猫儿叫着春，狗儿撒着欢。在田野中，在山坡上，这首歌便在天空中飘荡。不过，那些姑娘们是在哼，而小伙子是在吼！于这样的场合，大伙似是更无顾虑了，都齐声唱起来。以至那些中年人也跟着唱，他们边唱边笑，感觉自己也年轻了许多。一时间，歌声四起，响彻整个村庄。

鼓打一更跳粉墙，手扒窗帘细端详。美貌佳人灯前坐，思思想想绣鸳鸯。

鼓打二更挨门听，二姐开门喜盈盈。伸手拉住蓝袖襟，连把二哥叫几声。

鼓打三更进绣房，玉石栏杆象牙床。伸手掀开红绫帐，扑脸一股桂花香。……

听到众人都在唱，师父越吹越起劲，一气儿把调儿吹了数遍。唱歌的声音愈来愈大，有人用手打起了拍子，周围一片沸腾。

乡俗俚语、民歌情曲如一阕和谐优美、悦耳动听的音乐，随着它的旋律和节奏，一步步进入令人心旷神怡的境界，这让我想起某些出色的名篇佳句。美好的比喻、逼真的描绘、简炼清新、明白如话的文字，给人优美愉悦之感。作品中那朗朗上口的民歌情词、平易通俗的乡间俚语，让我情不自禁地朗读起来──

此次老师父似乎把他一生所听所学全拿了出来，一段《想妹子》唱得尤为动情，周围的观众亦被勾了魂去，满场出奇地静，彼此的呼吸都能听得到。

正月想妹是新年，人家有年我无年。我打妹妹门前走，房屋还在妹不见。.......

三月想妹是清明，手拿黄裱去上坟。手抓黄土三指深，哭声妹妹不见人。......

十月想妹阳春来，中间搭的望魂台。前门后门都打开，我把妹妹唤回来。......

一曲唱罢，众人均为之情动，几位女宾不由凄凄艾艾地哭着。

在淳朴中有奇境，在平和中有文采。作者的叙述像春雨滋润田野，似清溪流过山林。润物无声而大地有情，你不得不承认《吹鼓手》的语言艺术。叠字、排句的巧妙运用，能增强艺术的感染力，给人视觉的冲击。在浓缩意境，加强抒情上恰到好处，这正是人们平时的语言升华。但叠字、排句的运用，须掌握分寸，适可而止，不可过量过头。

此外，《吹鼓手》的谋篇布局饶有兴趣，结构新颖独特，简略得当、详叙有笔。小说前后呼应，紧紧扣住吹鼓手这一主题，散而有神、多而专一，故事情节疏密相间，有舍有取、有伏有起。全书分为9章，这让人想起九九归一。

从一到九代表着一个完满的轮回，而九同时也就成了新的起点。《西游记》中唐三藏已经到达如来佛的灵山，顺利完成了取经任务，但是佛祖让观世音菩萨查一查取经记录，竟然是80难，于是命令速生一难，完成“九九之数”。巧合的是，《周易》之中最流行九九归一的说法，数字9亦被称为老阳，即是说，数字9代表了一轮阳气的终结，新一轮的周期又要开始了。人生也是一个循环，从生到死、再到生，不断的循环构成了中国人对宇宙、对人生的认识。

《说文解字》中说：“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变之形”。九是阳数之最，九之后数字就会发生变化，人们自然产生对九的敬畏崇拜。于是成语中有“九五之尊”“九层之台”“九鼎大吕”“九牛一毛”“九转功成”“九天九地”“九烈三贞”“九流三教”乃至“九世之仇”“九死一生”等。在记录时令变化中，自然也用到数字“九”，这就是“数九”，有“夏九九”和“冬九九”之分。要想“九九归一、终成正果”，还需要“一四七，三六九”，一步一步往前走。

《吹鼓手》注重可读性。可读性对长篇小说尤为重要。没有可读性哪来的娱悦？人们喜欢看小说，就是因为小说好玩，有娱悦性。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许多人承载着生存生活的压力，有点时间看小说，首先想要获得的就是放松和娱乐，长篇小说不能给读者带来娱悦，那谁还愿意看呢？《吹鼓手》将可读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完美的结合，我相信随着《吹鼓手》的出版发行，其影响力将越来越大。“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时值2010年北京金秋收获之季，谨以刘禹锡的《咏秋》名句与秀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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