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怀清：我的高中

宁宁

  据史料记载，宋以后郡县皆立学。这也是古代官府重视及发展地方教育的一种制度性举措，为地方寒门子弟进入国家体制、入仕成为政府及社会建制派力量提供了一种可能，当然这也是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积极手段。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社会在人才选拔方面之所以还能够具有相当的活力及流动性，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在于这种地方教育体制的存在与坚持。这种垂直型而非平面型人才选拔晋升机制，尽管在科举考试的内容及方式方面屡遭诟病，但最初却是在古代贵族制度、门阀制度之外一种富有一定创意及开放性的制度性尝试。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稳定，除了以土地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制度外，乡村底层知识分子及士绅阶层的存在与维持，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基础教育得到巨大发展，即便是在山区乡村，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几乎所有的适龄孩子都要上学——事实上绝大多数孩子也确实都有书读——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而这种教育中依然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及困难，应该说也是在这种历史性进步当中所出现的，想来迟早也应该可以在这种进步中得以解决吧。

宁宁

一



高中时代与小学、初中最大的不同，就是离乡离土去读书。

我赶上了一个国家发展“重点”教育的时代，初中读的是公社重点，高中读的是县重点。

随县二中位于随县县城之外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镇——历山。清代《随州志》，其州府城垣图外，首列历山，可见历山在历史上之于随州的地位意义所在。

印象中当时随县共有三所县属重点高中，即位于县城的随县一中，位于历山的随县二中，以及位于洪山的随县三中。从万和店到历山70里，历山距离随县县城，不过20里地。而现在我去上学，也需要乘班车了。

当时万和店街上及附近包括我一共有三位考取了随县二中，整个万和初中这一届考取襄樊四中、五中、随县一中、二中、三中以及枣阳师范、随县师范者，多达20余人，为万和公社首届重点初中贡献了一个开门红。

随县二中位于历山镇外一大片农田之中，它左邻上封江水库的公路，右边是并无堤坝的㵐水河滩，与厉山镇隔㵐水河对峙相望。

如果单从规模上看，历山二中的占地面积及校舍数量，似乎并没有万和高中的大和多。一样的青砖围墙，进了校门，两边各一排青砖瓦房，都是老师们的宿舍区。再一进，一长排青砖瓦房，中间是学校行政办公室及教务办公室，另有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及体育音乐等办公室，左右还有图书室以及实验室。过了这一进之后，里面是一个四合院式的院落，所有建筑一律为青砖瓦房，两侧分别为教室，底面一横排也为教室，这也是二中主要的教学区，我在这个四合院式的院子里呆了整三年，中间不过经历了从这个教室换到了另一个教室的调整而已。这个院子中间，有地砖围起来的两个花园，中间植树种草。树为雪松，草则多为满天星一类的贴地植物，这也是我们坐在教室里目光打野之时可见的绿色。过了这一进再往里走，有四长排青砖瓦房，两边各两排，这些都是学生宿舍，男生占去三排，女生一排。宿舍后面，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运动场。运动场一边靠角落里，还有一块菜地，有时候看到有老师在菜地浇水、除草以及采摘，可见菜地并非属于学校，而是老师们个人的。

学校食堂和举办全校活动的大礼堂位于整个学校的左侧，紧贴靠㵐水一边的围墙。厨房旁边还有专门的开水房。食堂又分供学生伙食的大食堂以及为老师们服务的小食堂。

二中大门口外左前方不远，有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有时候我们学生们晚饭后外出散步，都会从村民们家门口经过。时间久了，偶尔还会点个头打个招呼。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有两条道路，一条通往左侧一边上封江水库的公路，出学校大门也不过两三百米；另一条出学校大门后前行，道路在一片麦地中间——这一片地可能是旱地，只见过种小麦，未见栽秧种水稻。过这片地之后也有一个村落，比学校大门口左侧那个村子要大一些，但住户也不多。我高中时代的第二位语文老师也是最后一位语文老师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听说这位语文老师毕业于武汉的私立中华大学，这所学校也就是今天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语文老师教我们时，已年近60时，是当时学校里高龄老师之一。这个村子里种满了白杨树和槐树，树都已成材，高耸入云一般，自成一片风景。每次经过这里，都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声响，心情也会愉快不少。

过了这座村子，不远就是汉丹铁路线上的㵐水大桥——这是一座铁路桥，只通行火车，不允许行人上道，大桥两边有士兵持枪守卫。从大桥下靠近㵐水一边通过后，就上了㵐水大堤。这段大堤是土沙堆砌，堤底部外面垒有石块石板，这条河堤一直通到厉山镇边的㵐水大桥，这也是一座公路桥，是厉山镇通往随县县城的唯一一座公路桥。我家从万和店搬迁到随县县城之后，每次回家，就是从学校一直走到这个桥头来乘班车。我后来读朱自清的一篇写他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文章，其中叙述他从学校步行到校外车站的那段文字，就让我又想起了高中时候常走的这段河堤。

我们平时并不走这条河堤，偶然进厉山镇买点生活用品，都是过铁路桥下之后，直接下河。胆小矜持一些的女同学，可以不用脱鞋，直接踩在河中间一字排开的石头上面跳过去，多数男同学则是脱下鞋、提着裤腿趟水过河。那一段㵐水河面较宽，水流不深。当然冬天水寒，男同学也是踩着石块跳着过去的。

过了㵐水河，就是随北靠近随中一带历史悠久的古镇历山了。我在《㵐水》以及《雪落炎帝神农故里》几篇文章中，都曾写到过历山，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与初中时代有所不同的是，我一进高中就逐渐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最初只是晚饭之后拿着书本到学校围墙外面的河沙滩上去看书背书。㵐水靠近二中这一边除了丰水季，其他季节一般都是裸露着大片的沙滩。沙滩上有一大片河滩柳，河对岸是耸起的土包山丘，地势要比河这边高起不少。

晚饭后不读书看书的时候，会与同桌约着去校外散步。说来奇怪，为什么高中时候一下子热衷起了饭后散步，而且在同学们中间也颇为盛行，想来大概是与老师们的散步习惯不无关系吧。

我们的散步路线，一般是出校门左拐，向封江水库一边的公路行走，上了公路后右转，步行三、四百米，就到了汉丹铁路边上。我们一般都会爬上铁路路基，沿着路基再走很长一段路。其间也会有火车经过，我们伫立一边，望着客车或者货车轰隆隆地驶过。那时候我们已经学习了中国地理，知道这条铁路的一边是湖北的省会武汉，另一边是鄂北最重要的城市襄樊，即今天的襄阳。

每当有火车经过——尤其是客车——我们的目光也会跟着火车朝向远方驶去。那个年龄，对于远方的向往，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存在。

宁宁

二



与散步一起被发展起来的另一个习惯，就是阅读。这里所谓的阅读，既不是指课内阅读，也不再是小学、初中时代的连环画或战争、剿匪一类的“大本头”了。我很快就将学校图书室里的课外文学类、历史类的读物看完了。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周末到厉山镇街上闲逛，在一条后街里，发现了一家家庭办的图书室。图书室尽管不大，书也不多，但多为长篇小说，而且不少是新书。这让我很是惊喜。这里的书是租借式的，好像也不用押金，租借费也便宜得很，一天好像也就是五分或一角之类。初中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功课压力并不太大，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常常去镇上那家图书室借书回校来看，有时候嫌麻烦，干脆就坐在图书室里看完一部书后再返校。那段时间看的书中，至今仍有印象的，就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全部获奖作品，我在那个图书室里全部看完了。这也是我的阅读史上第一次与中国当代文学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也让我对文学中的当代中国，有了一种生活之外的文本化的感受体验和审美认知。如果一定要去找我最终走上文学研究道路的起点，厉山镇街上那个小小的图书室大概就是吧。为了纪念那段在厉山镇街上那家图书室的阅读经历，兹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附录于下：

《东方》　     魏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第1版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

《李自成》    姚雪垠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1月第1版

《将军吟》    莫应丰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冬天里的春天》　李国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

《芙蓉镇》　　　 古华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



但我的阅读兴趣，很快就从文学扩展到了政经、历史地理甚至天上地下的无限疆域。而厉山镇街上那家图书室的书，也很快就被看光了。说到图书室，其实我在万和读初中的时候，就经常去公社文化馆图书室借书看书。文化馆刚创办，其实是一个空架子，不过是在社直一间新砌的青砖瓦房门口挂了一个牌子而已。但文化馆却有一个当时在万和店街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图书室。因为文化馆的负责人是我初中同学的父亲，而且这一负责人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作为公社干部下队劳动时，常来我家所在的第二生产队，吃派饭的时候，也在我家很吃过几次，所以他也认得我。这大概就为我后来去图书室看书借书提供了不少方便。我迄今清楚记得，我们初中升高中考试之后，别人都在家里等分数公布出来，而我却爬在家大门口的山坡草地上，津津有味地看着从社直图书室借来的姚雪银的《李自成》，另外还看了他的《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

所以说，图书室是我文学爱好的萌发培护之地。对于图书馆，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愫。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的导师以及导师的导师，都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而我自己，也已经连续三届担任学校图书馆的咨询委员。

这段时间，在几乎已经读光了学校图书室和镇上那家图书室之后，我又从家里不定期地带《红旗》杂志到学校里来看。《红旗》杂志创办于1958年6月1日，是父亲自费订阅的，他坚持订阅了一二十年。这让我很是佩服。父亲一生做事有恒心、有毅力，能够坚持。很多方面都是我们兄弟的楷模。父亲一生吸烟喝酒，但在他退休之后，先是戒烟，说戒就戒掉了。无反复，亦未见父亲在人前絮叨有多么艰难挣扎。接着是戒酒。相比于戒烟，戒酒所用时间稍微长一点，这情有可原，因为随州一带家里逢年过节待客，烟不吸但要敬，而敬酒者自己不喝酒，场面上就难以继续了。但父亲还是很快就戒了酒。

《红旗》我在万和读初中时，已经零零碎碎地看过一些，在高中时期，甚至一直到高三高考复习阶段，仍然坚持看《红旗》。那时候的《红旗》杂志不仅思想上不保守，甚至一度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先声。我就是从这个刊物上，知道了孙冶方、薛暮桥、许涤新、钱俊瑞、熊复、宦乡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的名字，当然都是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而获悉的。《红旗》杂志的阅读，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我当时及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明显影响，一是看问题、思考问题要全面，也要有大局意识；二是要关注基层与现实；三是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影响是深远的。

之所以说我几乎一直到高考复习阶段还在不间断地阅读《红旗》，是因为我有一次在晚自习看《红旗》时，被班主任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桌边拿起刊物，翻了一下后，没说什么就走开了。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课老师，他对《红旗》应该不陌生，而且他还毕业于复旦大学。只是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我的班主任老师都不会想到，后来我们会成为校友。

随县二中第二进四合院靠近老师们的办公室一边墙根下，有三四树腊梅，有黄腊梅，也有红腊梅。其中一树腊梅边，挂着校钟，只不过那并不是只钟，而是一片声音很独特的铁片。而早起床、熄灯以及早晚自习，都是由一支高音喇叭发出，那块铁片，则是作为高音喇叭的替补之用。那几树腊梅，是我的二中时代印象较为深刻的色彩记忆之一。

说来好笑。有一次下午最后一节课自习时，学校喇叭响了——负责管控喇叭的值班老师的办公室，就是那几树腊梅边的学校行政办公室，从那个办公室推窗就是几乎探伸进来的腊梅树枝——喇叭里是我们所有同学都熟悉无比的值班女老师的声音，“某某某，请赶快去将你晒在女生宿舍前的裤子收回，马上要刮大风了。请赶快收回”。这一怪异的通知，立刻在各个教室里引起了哄堂大笑。喇叭声里的“某某某”，就是本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裤子晒在了女生宿舍前面。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大概多少是有点名气的，这一通喇叭通知，立马全校都知道了。尽管后来很快就弄清楚了只是一个误会，但不少当年二中的同学跟我见面时，还会嬉笑着提及当年那条被误会的裤子。

遗憾的是，我前几年有一次回母校参观，好像没有看到那几树腊梅。不知道是因为校园建筑格局改变太大、我没有注意到，还是确实已经不在了。

宁宁

三



不少人认为，自从以高考为中心的教学机制形成之后，中国的基础学校教育，就变得越来越单薄，也越来也无趣了。开口闭口不离高考，老师如此，学生亦如此。对此，我好像亦有一些同感。一个最明显的印象，就是觉得从小学开始，越往上走，有趣好玩且印象深刻的记忆越少，也越淡漠，至于其中真实原因，思来想去也没有弄清楚。

高二的时候，我家从万和店高中搬进了随县县城，成了同学们心目中的“城里人”。这次搬家，是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

父亲50年代中期在新成立的洪山县政府工作，后因洪山县撤销，父亲调整到随县万和粮管所工作，后又调动到桐柏山下的新城粮管所工作。80年代初，随县粮校重办，校址暂定在历山火车站旁边的粮食中转库那里。粮校主要是为随县下面的各粮管所培养基层粮食会计，当然也有部分来自于随县粮食局下属二级单位的职工前来这里接受比较基础专门的教育培训。而我印象当中，当时粮校几乎所有课程，就是由父亲一人担任的。后来湖北省粮食局编撰了一套粮食系统中专用教材，其中“粮食会计”一章凡3万字，就是由父亲编写的。

父亲调到粮校工作后，我已经进了㵐水对岸的随县二中。一次父亲来学校看我，之后把我带到粮校去了。在那里，我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并从父亲那里获悉，我们家不久就要搬到随县县城去了。

果然没有多久，我接到父亲的来信，告知家已搬好。我再放假回去，就要到县城里去了。那是我家里的变化最快的几年，也是整个国家发生变化最快的几年。先是搬家，搬到随县粮食局大院后不久，一家又从过渡房搬到了新盖好的粮食局职工楼房。这也是我第一次住楼房，而且有专用的厨房、卫生间，两室一厅另带一面积不小的储藏室。而且很快，家里就有了统一采购的彩色电视机。在万和店一二十年不曾有多大改变的生活，似乎就此结束了。一切似乎都在改变，也在逐渐好起来。

那真是一个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时代，个人如此，家庭如此，整个社会和国家好像也是如此。

搬家带来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每隔一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去一次随县县城了。我之前对随县县城无印象。父亲说我一岁左右的时候，他和母亲曾带着我们三兄弟回钟祥张集老家，在随县县城中转，只是我对此全无记忆。

随县粮食局位于烈山大道后面的迎宾大道。从粮食局大院出来不远一条小巷子下去，就是当时新成立的随州市市委、市政府，政府大门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广场（即现在的神农广场），广场一边有一排平房，好像是文化馆或群艺馆之类的机构。

那个广场给我留下的最美好记忆，就是春夏之交，差不多每天傍晚，广场上都会聚集一些纳凉的市民。也总是有一群年轻人，在那里拉着手风琴唱歌。他们唱的并不是港台一带传进内地的那种流行歌曲，而是像《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白杨》一类青春激荡、热情洋溢的内地流行歌曲。我至今记得《年轻的白杨》这首歌的全部歌词：



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　　

啊，年轻的白杨，　　

汲取着大地的营养，汲取着大地的营养　　

啊，年轻的白杨，树叶沙沙响　　

年轻的白杨，你好象对我讲　　

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我们是年轻的白杨，我们是未来的栋梁　　

枝丫迎着朝阳，绿叶伴着星光　　

啊，我们在成长　　

汲取着知识的营养，汲取着知识的营养　　

啊，年轻的白杨，树叶沙沙响　　

年轻的白杨，你好象对我讲　　

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珍惜春光，珍惜春光......



这是随县县城那个时代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烙印。那时候暑假里晚上在家里吃过饭、洗过澡，我就出来到这个广场上，混坐在市民们中间，听那群年轻人拉着手风琴唱歌。那手风琴声，跟我在万和店社直露天电影院听到的七尖峰林场来此演出的文艺宣传队的手风琴声一样动人心魂。当时我直觉得《年轻的白杨》这首歌就是唱给我听、鼓励我上进的歌曲。我感谢那群年轻人把他们的青春热情传递给了我，并让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一直保持着对生活、对理想、对未来的乐观信念。

而且，那时候我也挺喜欢坐班车，并将此当成一种枯燥单调的读书生活的一种难得的调剂。每次回家，只要有空位，我都会靠窗座。车行离开㵐水大桥之后，一路经过龚家棚子、两水沟、谢家寨林场、化肥厂、随县师范，差不多就进了县城班车站。一路上沥青路面平整，公路两边是挺拔高耸的白杨树，树外是农田，再远些，就是起伏不断的一些低矮丘陵。这是不同于随北山地的随中平原。坐在班车里，视野明显也要比在万和店开阔，要看得更远，也更广。

在离开随州去外地读书之前，我基本上是沿着㵐水，从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㵐水经过历山镇，一路下行，在瓜园口与涢水汇合，绕过随县县城，经过洛阳镇、府河镇出随州进入安陆，河流名称亦改为府河。府河流经安陆、应山（今广水）、云梦、应城、汉川入汉水。1959年湖北省治理刁汊湖，改府河下流由云梦东进孝感，至卧龙潭与环水汇合，与滠水并流后，流经东西湖北面，在汉口谌家矶入长江。

宁宁

  四



高中阶段的学习，要明显比初中更紧张，而自从进入高中之后，我就再没有从事过田间劳动，而且离土地也越来越远了。

不仅如此。自从家搬进随县县城之后，高中后两年我就没有再回过万和店——曾经的家乡，正在迅速地变成“故乡”。

对于万和店的“惦念”，很快就被学校里你追我赶的紧张学习淹没了。

那是一段至今想起来都既有激动亦有畏惧的玩命学习。时间一方面被不断拉长，另一方面又被不断压缩——用在学习方面的时间在不断拉长，而花在休息甚至锻炼方面的时间在不断压缩。先是每天一次的例行散步取消了，接着学校里的体育课基本上也被挤占了，我也差不多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回家也不过是改善一下伙食。我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住校，已经养成了自己洗衣服、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习惯。每月回家一次，也是父母亲的要求，就是为了改善我的伙食。高考之前那种“玩命”的学习，多少会在身体健康上体现出来一些“后果”。有一次，向来坐车都会晕车的母亲，竟然专门搭乘班车，到学校来给我送菜。这也反映出当时父母亲对我伙食营养是否能够跟得上的一种担心。

事实上，学校里的伙食营养要真正满足这么高强度的学习付出是不够的。那时候的学校食堂每餐菜的品种很少，不过就是两三种，不像现在学生食堂，品种多、营养搭配也比较均衡、同时还能够适当兼顾一些学生们的口味需要。不仅如此，那时候食堂里的饭菜油水也不够，饿得特别快。往往是上午第四节课还没有结束，肚子里已经是咕噜咕噜地作响了。而到了最后5分钟，就已经有同学的碗勺在桌子抽屉里叮当响了。对此，老师们大多是体谅的，因此提前一两分钟下课的现象颇为普遍。这样学生们就可以早点跑到买饭窗口去排队，去晚了的话，等你买到饭张口吃，恐怕还要一二十分钟。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学校食堂中餐还要米饭、面食搭配着吃，听说是大米供应较为紧张。我父亲就在城里粮食部门工作，只是那时候谁还有闲心去关心究竟是为什么不能保障大米供应这样的问题呢。与吃米饭的时候不同，逢吃馍馍，每个班就要由班长或者生活委员代表整个班去食堂，将当餐全班预定的所有馒头领回来，也因此，我们的班长后来就被同学们取了个绰号：馍馍。直到现在，男同学们见了面，偶尔还会叫班长为“馍馍”。

生活节奏似乎一下子变快了许多，快得就连早晨起来看一眼太阳、晚上回宿舍时看一眼月亮的时间和心情都没有了。复习阶段，我们一般是九点半下晚自习，后来延长到十点钟。十点半准时关灯睡觉。寝室里的灯是关了，但被子里的手电筒开了，刚开始大概不过一两位同学这样做，慢慢地多了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相信古代所谓头悬梁、锥刺股的读书传奇，很难说那种劲头就是为了一朝命中、鸡犬升天，恐怕不过是一种巨大的惯性之下的一种延续而已。至于最初启动的那种力量，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力量了——过程当中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加持到这股力量当中，当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连学习者自己，似乎也难以控制了。人开始变成学习机器。

晚上睡得越来越晚，而早晨起得还越来越早。在学校起床钟声响起之前，基本上各班教室里差不多已经坐满了学生。印象中每个同学都买有蜡烛，早晨起床后教室里门还没有开，也没有电灯，大家就靠着窗台、就着点燃的蜡烛看书晨读。

所有这一切，没有任何老师的动员或者威逼。

宁宁

这些年，不断听说一些地方出了高考“神学校”，完全是靠“苦读”读出来的，这我相信，也能理解，但我不接受也不支持这种学习的方法。这种学习除了在现有教育体制下能够给一些学习用功的同学带来高考时候的喜悦之外，给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包括给学生们自己，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可持续的发展力量和理性科学的自我发展模式。

我有时候想，男同学们这么拼命，因为他们每天起床之后用不着梳妆打扮，所以刷牙洗脸之后就进了教室。而高中时期的女同学们，正是她们青春爱美的年龄。而且那时候女同学们的基本发型都是梳辫子。这都是需要花时间的吧。即便如此，她们每天早晨进教室的时间也并不比男同学晚，她们的学习成绩，一般也并不男同学差。她们身上被激发出来的这种强悍的力量，在多年之后，当我读到清末民初那些旧中国的妇女运动的先行者们的事迹的时候，才慢慢开始有所理解，同时也满怀敬意。

整个学校，就以这种让人看上去既欣喜又心疼的势头，朝着即将到来的高考猛烈地冲撞过去。那时候我们高考之前还有一次预考，预考通过者才能参加高考。

我的高考，是在位于随县县城的第一中学考的。所有随县二中的应届高考生，都被安排在随县一中考点。而晚上则在一中旁边的烈山宾馆住宿，我因为家就在县城，所以每天都是由二哥骑自行车接送。

考试前的那天下午，全县当年所有应届考试在随县一中大操场上整队集合，聆听县领导讲话。这也是一种类似于军队战前的誓师大会。后来在复旦读书，听到我的导师对于49年之后“战争文化”以及战争思维乃至战争动员模式对于20世纪下半期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我当时脑子里一下子就跳出了高考之前的那场动员。

我至今仍记得那位给我们讲话或者发动员令的随县领导的名字，她是一位副县长，显然是分管教育的。她的枣阳口音，至今我回想起来依然清晰如昨。而且，我迄今未忘记她说的一句话：你们要为家乡争光。

我知道，高考之后，我在随州的基础阶段的教育生活就宣告结束了。而且，我也将离开随州，前往陌生的城市，去继续我的求学生活。

在那一刻，耳边回响着女副县长的动员话音，心中真地涌起一股暖流。感谢家乡！感谢老师们！感谢父母！

还要感谢一同走过那段岁月的同学们！

宁宁

作者简介

段怀清（1966——），湖北随州人。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

主要研究领域及学术兴趣：1）近现代保守思想及批评；2）近现代文学报刊；3）晚清小说及小说家；4）清末民初都市文化与通俗文学；5）晚清来华传教士、“西学东渐”与近代语文改良；6）中文基督教文学，尤其是圣诗、赞美诗歌；7）胡适研究。

主要著述有：《白璧德与中国文化》、《〈中国评论〉与晚清中英文学交流》、《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苍茫谁尽东西界：论东西方文学与文化》、《报人—小说家：海上漱石生研究》、《王韬与近现代文学转型》、《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等。

另有《神与诗：清末民初中文基督教赞美诗歌研究（1807-1949）》、《现代叙事与现代抒情：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选讲》及《九个民间传说里的中国》三部专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