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保质期 于 2019-7-17 10:46 编辑
山 村 往 事 杨 俊 宏
盛夏时节,酷暑难耐。因陪护亲属,我在病房发现了一名独自住院的耄耋老人,见他精神状态很好,我关切地问候他病情如何,他信心满怀地说:“胸膜炎,已经不疼了,住了十几天,快出院了,就是医生不同意,还要住一天!”我说那就好,不是什么大问题,怎么没人陪护呢?他说:“不用人陪,出院了还要去带曾孙呢!”见他乡音浓重,我又问他多大年纪,他说一九三六年出生,今年八十三岁,我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他看起来七十三岁差不多,头发胡子只是花白,面容没那么苍老。我说我的父亲七十三岁时比他现在老多了。听了此话,他饶有兴趣地问我父亲的名字,原来他和我父亲年轻时熟识,他只小我父亲两岁,还住在同村,他家住村东头,我家住村西头,他住的塆子是我家人赶集的必经之地。只可惜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他听说后表示惋惜,于是我们成了忘年交,他讲的往事鲜为人知。 他是县里某重点中学的退休教师,姓彭,中等身材,略微显胖,身着灰白色T恤,绛色裤子,脚穿蓝色布鞋,手摇蒲扇,蓄着浅浅的平头,目光炯炯有神,黝黑的脸上皱纹很深。不过他讲起话来,声音宏亮,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他既像个教书先生,又像个革命战士,叵耐人寻味。他说解放前他在应山县辗转多地读完初中,又在解放初期到黄石读完高中,是那个时代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被政府安排在机械部西北工程局勘查施工队工作。不料好景不长,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被怀疑为“右派”而返乡,不久甘肃那边又派来了两名调查人员到应山县关庙公社调查他的政治材料,恰巧他们塆子里姓彭的和姓刘的两大姓是“死对头”,一直以来矛盾重重,而且姓刘的还有一个人在公社当第二书记,已经向调查人员说了他是“右派”,他只能回家种田了。他听调查人员说明的情况后,跑到公社想弄个明白,他问了管公章的办事员是谁在证明材料上签了他为“右派”的字,办事员说不知道是谁签的字,他说一定是刘书记搞的鬼。于是他去找刘书记,公社刘书记说:“你本来是右派,不好好种田,借读书为名到处游玩,还跑到甘肃当‘走资派’”!老彭说我不怕他书记不书记,我对他说:“你才是真正的‘右派’,日本人在时你跟着日本人混,共产党来了你又跟着共产党,你从来不参加劳动,还能当上书记,小心我整你的‘黑材料’交到应山县”,刘书记一听一溜烟跑了。有一天,刘书记带着步枪回到塆子里,老彭又对刘书记说:“我不会怕你,你为什么把我签为‘右派’?我回家种田也要把事说清楚。”刘书记不敢张他,又一转身跑了。后来,甘肃的调查人员查明了老彭家是贫农,老彭年少时只是在外读书,并不是“右派”,便恢复了他的工作,只不过不再是勘查地质,而是在工地上做苦力,老彭说,要么还是去勘查地质,否则他就在村里种田。结果西北工程局的通知一遍又一遍催,老彭就是不去,只当了个公社社员在家种田。 时局动荡,就连种田也不安稳。很快,“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爆发了。刘书记带领工作队到处“砸四旧”,划分贫农、富农和地主的阶级等级,就连新四军抗日手枪队复员的战士也拉出来批斗,武斗一波比一波紧,凡是以前掌过权的、打过仗的,都要挨整,年轻人还要参加“闹革命”。刘书记曾几次带人要老彭“闹革命”,老彭死活不同意,老彭说:“我只喜欢种田,啥也不想干!”刘书记说:“你这是‘反革命’,迟早要掉脑袋!”结果老彭在家种了十年田,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了,他才被区里(原公社)选为教师,后又作为优秀教师进了县里的重点初中,直至退休。 老彭说:“刘书记没文化,只会当汉奸,培养了姓张的当村里的支书,与他是一样的人,张书记的父亲以前当过国民党,被共产党枪毙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村里的书记呢?”“张书记用的副职都是老实巴交的人,没有主见,村里都是张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他与公社刘书记一个样,喜欢拉帮结派”。改革开放不久,张书记因溜须拍马、工作“出色”,已明确提拔为乡长,可是公社刘书记因政治问题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村里张书记也受了牵连,只好在家种田。因为村民反映的多,在村里驻队的县委书记和本村成长起来的县委组织部长都清楚这些情况,种不种田不是刘书记说了算。 老彭还讲了帮人写信、写离婚状、记录民俗、登记大事的趣事,仿佛那些故事离他很近很近,可是离我实在是太远了。
杨俊宏,笔名黄粱一梦,男,汉族,1978年11月出生,湖北省广水市人,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湖北省随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曾都区作家协会会员,三级警长、三级警督警衔,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分局政治处民警。先后在网络、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三百余篇,文章多次被公安部政治部、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等媒体采用,多篇文章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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